中国武术,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伴随人类文明的出现,武术亦开始萌生。面对当时“人民少而禽兽众”的严酷环境,人类为了生存而展开了人与兽的搏斗,从而武术的技击特征开始表现出来。经过若干万年的逐步积累,原始武术终于形成一定的击刺技巧、攻防态姿与动作,并逐渐产生了自觉运用这些技巧的观念。
(一)武术在军事上的历史发展进程
随着社会的变迁,原始战争代替了人兽竞争,大规模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加速原始武术的形成,人们的战斗意识、竞争意识出现。《晏子春秋》中称:“凡有血气者,皆有争心。”《淮南子·道应》也说道:“争者,人之所本也。”古籍认为具竞争意识是血气男儿的本性,相传古时有一猛将刑天与黄帝争神的神话故事,赞颂的是先民的战斗精神。诗人陶渊明先生也曾歌颂道:“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随着人类的进化,工具的使用逐渐发展到武器的出现,使原始武术如虎添翼。古代历史传说中后羿射日等著名故事,表明原始人类掌握射箭技术,而当时武艺高强的英雄更是受到民众的爱戴。
随着商周青铜工艺的发展,武艺和兵器在军事中的使用和发展进入了灿烂时代。从商周的武士教育到春秋战国习武之风,教武为乐蔚成风气。当时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军事战略思想不仅丰富了武术战略思想,同时对以后的战争也有极大的指导作用。直至明末清初,武术在军事中的地位是不可动摇地,军事谋略、将领士卒的武艺以及先进多样的武器,此三者成为各国军事强大的三大支柱,加之当时不断的战争使各国统治者对军事有着较高的依赖,并推崇尚武强兵的政策。武术的成长历史与战争、军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统治阶层的庇护下,武术充分发挥着以攻防格斗为主要特征的技击性,与此同时,以武舞、角抵、手搏和相扑为主要形式的娱乐性武术也在军队中悄然兴起。此外,涉及武术的制度、兵器武艺、理论和著作等众多方面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和创新。如先秦的“胡服骑射”《说文·段注》云:“古有单骑,而不用之行军,至赵武灵王始以骑射习战耳。”即将车战改为骑兵、步兵,并以骑射为倡武精神代表;始于唐代的武举制为历朝历代沿袭,武举制的推行实际上是对武术精练化、规范化程度的提高,而且对武术本身的推广有重要意义;又如明代的“十八般武艺”各具特点,体现了当时的武术内容已多种多样,而官府对兵器的创造发明给予积极奖励和推广是兵器武艺种类繁多并朝着多样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明代开始已出现众多著名的武术典籍,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唐荆川文集》和《武编》等十余部作品,均围绕武术各派拳法、器械和兵法等方面展开论述和图解,是后人研究武术的重要文献。武术在军事中的作为不可泯灭,以至在近两千年重文轻武的传统文化背景中其依靠特殊的社会地位循序渐进地得到良好发展。(www.daowen.com)
明、清之际冷兵器在军事上的地位明显消退,火器取代了冷兵器,武术也必然开始逐步从军事中的重要位置降为次要配角;清末民初新编陆军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武术最后从军事中退出,加之武举制的废除,脱离了军事领域的武术等于失去了统治者的庇护;本应自生自灭的武术却在民间得以延续,并成为健身防身的一项活动。纵观历史,这与武术曾经拥有的重要战略地位、现今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有着密切联系,同时我们也承认以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为理论依据,相融合一而构架的武术技术体系是蕴含着内在文化的历史性和继承性的。
(二)传统文化下的武术发展
武术不但在军事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且在教育上也深得历代名家重视。先秦时期诸子并起,百家争鸣,此时的武术被赋予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深知文武兼备对人培养的重要性,曾以“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作为教育理念的重要内容,其中的“射”、“御”即指武艺,孔子将自己培养的弟子以“成人”为其理想目标,除“知”、“仁”、“勇”外,还必须掌握“艺”,文武双全才是“完人”。有许多典籍记载孔子精通军事武艺射、御之术。在《吕氏春秋·慎大》中:“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的记载,表明孔子还是一位用力非凡的武士。在战乱频繁时代,墨家也主张以武力反对一切侵略与不义,崇尚武力。墨子是战国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军事家,精通武艺,尤其对剑有着精辟的论述。墨家弟子,均精通武艺,在墨子的《尚贤》篇中把“重射御之士”列为诸贤之首,并主张“凡我国能射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能射御之士,我将罪贱之”,以此激励人们习武。当然,重视武勇精神在很大原因上是因为当时战乱频仍,全民皆兵以保卫自己的国家,随时上阵杀敌,重义轻生。不论是孔子,还是墨子,古人尚能身先士卒,文而兼武,做出榜样,是为后人效仿之。
但两晋以来,士人多崇尚柔弱文雅,武风不振,尚武精神逐渐消失,如《颜氏家训》所述:“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设既不能穿札,举则才记姓名”;“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虽有不少有识之士饱经家国忧患,勤奋练武,但整个社会风气已成崇尚文弱之态,直至延续并影响着两千多年的旧中国。当帝国列强用大炮打开封建王朝的大门时,国人已是“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者、聋者……又居十分之一二。综合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12)偌大中国葬于鸦片、缠足和八股试帖之下,更是葬于文弱之社会风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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