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外族尚武为鉴——铁血主义与武士道精神

面对当时中国的“国势之一统”、“儒教之流失”、“霸者之推荡”、“习俗之濡染”⁽⁶⁾的传统之柔弱文化，中国人不倡尚武和不重体力而导致弱民，进而引致在近代挨打被侵，实为我们民族之大辱。⁽⁷⁾所以，一批思想家和改革者把目光转向外域，目的在于借鉴他人的发展经验，达到本民族的“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愿望。同样，社会舆论也纷纷顺应当时形势需要，发表于1907年《东方杂志》第8期刊文《论中国社会之缺点》这样写道：“德人以铁血为主义，故其兵力于大陆称雄。日人以武士道大和魂为国粹，故其国崛起于太平洋，为东方之一等强国也。”

（一）德国之铁血主义

19世纪中叶，德国因资本主义发展迫切需要统一国家，结束封建城邦割据。当时存在着两条不同的路：一条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各邦王朝，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另一条是容克阶级领导的，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统一的君主国。面对这样的抉择，作为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冲破层层阻力和重重障碍，在宪法和议会面前，他强烈地主张：“要对这个（德国）问题作出决定，根本就不是在我们的议院中，而是在外交以及战场上。”认为德国的统一只能通过同反对者进行战争的道路来实现。同时，他始终把一个国家军事上的强大看作是决定这个国家价值的要素，竭力主张建立强大的武装，认为：“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因此，在1862年9月出任宰相兼外交大臣还不满一周的政治家俾斯麦，在普鲁士议会的“预算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篇鼓动性的讲话。他要求普鲁士内部停止对抗，“聚集力量”共同对外。他在讲话中宣称：“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用说空话或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必须用铁和血来解决。”得到威廉一世任命的俾斯麦最终挥动“铁血”利器，推行他的“军政大国政策”，在1871年，通过战争实现德国的统一。当然，从历史的进步性方面看，用武力统一德国的“铁血政策”，是实现德国统一的强有力的手段，也基本顺应了现代化历史的潮流。

作为普鲁士容克家族一员的奥托·冯·俾斯麦，用铁血政策作为完成德国民族统一大业的有力手段更多的是源于其身上流着普鲁士民族的文化和精神。法国政治家米拉波曾说了一句话来描述这个国家：“其他西方国家有一支军队，普鲁士军队有一个国家”，“军国主义”就成为普鲁士王家、普鲁士国家统治者的“精神创造”和“精神传统”。在普鲁士崛起时期，著名的弗里德里希大王树立了创建一支军事力量、一支征服军的榜样来供近代德国仿效，它的作用超过任何其他德意志统治者。他说：“没有武力后盾而进行谈判，如同没有乐器而演奏音乐一样。”当然，他对军事力量的崇拜和在军事上获得的胜利实例，成为后来俾斯麦统一德国的仿效。可以说，扩军—备战—侵略充斥着是这个国家的思想、政策和制度，成为了生活的全部内容。从进步面理解普鲁士的尚武精神，例如荣誉、忠诚、服从、勇敢或者勤勉、节俭、守时、清廉等要素在不同历史时代或阶段中曾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日本的军国主义与武士道

武士道作为一种思想起源于日本的中世纪对领主或藩主的绝对忠诚。此时的《地陶闻书》就是描述武士道思想的重要著作，它的主题十分明确：荣誉，慷慨赴死，对藩主的忠诚和修身。书中教导人们，如果一名战士经常思索怎样去死才能无憾，它的生活道路就会是笔直而单纯的。在危险的境遇中它不会去想怎样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会勇往直前，投入敌人阵中，迎接死亡。因此，武士道也被称为“战士之道”。其以注重信、义、勇为准则，崇尚武力和冒险，是大无畏的献身精神，集体观念高度深化。

为了培养武士道精神，武士要学习许多东西，首先必须练习击剑和柔道，同时还要学会忍耐和冒险，忍受种种困苦。如常常赤脚在雪地中行走，整夜处于“枕戈待旦”状态等。同时，武士道文化蕴含着牺牲的精神，只要武士忠于天职，就能得到荣誉，这种不计代价维护个人荣誉的信念，使得武士不会避开堪称无谓的自我牺牲。即使被敌人团团围住，仍然英勇厮杀的武士，以武士道的标准看，并非牺牲自己的生命，这样的行为乃是武士由衷忠诚的具体表现。此外，武士道还代表着对正直、坚毅、简朴、胆识、礼节、诚实、忠诚等种种美德的崇尚。这既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武士应尽的义务和职责，对日本政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影响极其深远。(www.daowen.com)

1868年，日本维新变革开始，面对铺天盖地的欧风美雨，武术出身的思想启蒙家福泽谕吉，对武士—士族情有独钟，强调“我国四十万士族是参与国事、维护国家的人。若寻找维系国家的元素，不在工业也不在于宗教、学术，只在于忠义、武勇这些元素”⁽⁸⁾。在福泽看来，“忠义”、“武勇”只存在于以武士道为道德准绳和价值取向的士族当中，这些才是“日本文明的根本”。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畸形的欧化方针、下层的平民欧化呼唤、屈辱外交的失败和民权运动的余波再兴，日本文化传统立场的民族主义者，通过阐释并弘扬日本优秀的独特性来增强自信心和自豪感，从而有力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自主性。在《日本人》第11期上发表的《吾辈同志所奉行之主义》中讲道：“一个国家如果缺乏自主自立精神，就难免受到他国的轻侮，不能维持其国体。因此，如欲成为特立独行而无愧天地之人，就需要涵养自身生而俱来的特别能力，发挥其创造能力，不以模仿他人，拾人牙慧为满足。”从欧化时期到民族化时期，武士道精神作为其特有的长处为维护“国体”、自尊自重提供了重要精神元素。

无论是铁血主义还是武士道，同为亚洲国家的中国与日本，一个以“仁”为核心，一个以“忠”为核心。日本信奉“义礼智信，忠诚孝悌”，而中国人奉“仁”为首的儒家思想，最终造就了“武士”和“文士”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而两千年传统文化中重文轻武的积习也终于导致整个民族在蛮族面前溃于一旦。

（三）国人宣扬域外尚武范例

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在其《新民说·论尚武》中曾运用大量文字详述从古代斯巴达到近代德、日等国的发达演进史，并将不同国情进行分类讲述，揭示尚武与立国的重要关系，如“彼斯巴达一弹丸之国耳，举国民族，寥寥不及万人，故乃能内制数十万之异族，外挫十余万之波军，雄霸希腊，与雅典狎主齐盟也，曰为尚武故”。又如“十九世纪之中叶，日耳曼民族，分国散立，萎靡不振，受拿破仑之蹂躏，既不胜其屈辱，乃改革兵制。首创举国皆兵之法，……无不受军人之教育，具军人之资格”。以此告诫国人要重新振作，积极从事尚武的活动，强国要先从强身做起，拯救民族应先尚武。疾呼国人不应再这样麻木不仁，受封建思想的定势影响，应如德国的“俾斯麦复以铁血之政略，达民族之主义，曰讨国人而训之，划涤其涣漫蓊糜之旧习，养成其英锐不屈之精神”。以上外族尚武教育主题明确，就是通过各个尚武民族证实“尚武”方可立国，唯有“尚武”方可独立，唯有“尚武”方可昌盛。相反，倘若放弃“武装”，摒弃“尚武”，推崇文弱或柔纺，则必会由强制弱，内外交困，丧权辱国，甚至亡国亡种。⁽⁹⁾蔡锷等人也述评了日本在甲午战争后重视国人体力，开展体育活动，并给与极大赞赏，认为面对当前国内紧迫形势和国人轻武之习，应积极宣扬尚武精神。此外，当时的报纸杂志也纷纷介绍英国、德国和日本崇尚武力以强国富民，用以增强尚武意识。当然不可否认，采用西方的训练和方式从某种程度上体现当时中国的被动和无奈。

同时，梁启超还将这种思想引入学校教育，提倡在师范学校开设体操等课程，以培育体力和尚武精神，包括他的《论女学》中也提出“女学强则其国强”的观点，这在此时的中国社会中是从未有的。在《论尚武》中还引用德皇威廉二世的语言，“人种不强，国将何赖？”对体育特别予以强调。所以，他将发展学校体育作为提高国民尚武的重要途径。在军事建设上，积极推崇“凡全国国民皆亦有之”的“军国民教育”。

此外，据《日本宏文学院沿革》记载，在1896年之前，我国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清国公使馆私聘，都是以学日语，二三人而已”，到20世纪初，留日学生增加，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已激增至8000到1万之间，1906年则是达到了高峰，人数达到2万人次。⁽¹⁰⁾进入“士官学校”和“陆军学堂”者由个体到群体，甚至一校的同届毕业生有55人齐进日本陆军学堂。⁽¹¹⁾所以，在军国民教育初期，各因素交错下国内掀起留日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