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名人志士倡导“尚武”精神

面对民族的危机，有识之士开始寻求兴国安邦的出路，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维新救国，它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制度、教育和文化运用到救民族于危亡的革命实践中来。国人的体育思想，在此时也积极借鉴国外先进体育思想提出“尚武”以振奋民族精神，“强国强种”以抵抗外国侵略势力。

（一）“体育”救国思想的提出

为应对国力孱弱的近况，各仁人志士积极开展了一系列洋务运动、维新变法以求中体西用，西学东渐。在借鉴西方资本主义开办工商业的同时，还开办西式学堂和军事学堂，引进外籍教师以拯救民族于危亡，在救国思想异常高潮的环境下，梁启超、蔡锷、严复等爱国人士更是积极撰写发人深省的文章唤醒国人，并且对汉民族衰败的原因进行全面深刻的阐释。他们认为“……夫自孩提以至成人之间，此中十年之顷，为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俗师乡儒，乃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强以龟行鼋步之礼节，或读以靡靡无畏之章词，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¹⁾就是这样的教育方式和思想，使得中国安逸地沉浸在一味追求礼、智的儒学文化中，最终因缺乏健康、强壮的国人体魄，弱于何种程度，“……体魄之弱，至中国而极矣。人称四万万，而身体不具之妇女居十之五，嗜鸦片者居十之一，埋头窗下久事呻吟，龙钟惫甚而若废人者居十之一，其他如跛着、聋者……，又居十分之一二。综合核之，其所谓完全无缺之人，不过十之一而已。……”⁽²⁾至今看来，令人瞠目结舌，偌大中国葬于鸦片、缠足和八股试帖之下，几无完人。

面对野蛮之武力，面对两千年之柔弱文明中的儒生和弱女子，在遭遇多次战争惨败后，中国已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有志之士纷纷意识到“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即提出了如何正确看待体育、智育、德育的问题。先知先觉们提出：“……盖有坚壮不拔之体魄，而后能有百折不屈之精神。有百折不屈之精神，而后能有鬼神莫测之智略，故能负重荷远而开拓世界也。”⁽³⁾此外，他们从“柔弱文明，卒不能抵野之武力”的立场积极推崇古代斯巴达之尚武教育、德国近代之铁血主义以及日本重武尚武的武士道精神。犹以罗马为例，如此高之智识，却被蛮族得以解体，足以说明“立国者苟无尚武治国民，铁血之主义，则虽有文明，虽有智识，虽有民众，虽有广土，必无以自立于竞争剧烈之舞台”⁽⁴⁾。

中国轻武之习已严重影响国家的盛衰，同时也从侧面唤起全民族“尚武”的意识和爱国情感，如“强种强国”等口号在清末民初的民间广泛盛行。中国的体育在此时也蕴含特殊的意义跨入新的时代。(www.daowen.com)

（二）中西结合下的武术产物——《中华新武术》

在西方体育的简单化、科学化、娱乐化的影响下，传统武术出现部分改良，以马良所创造的“新武术”以及徐一冰所倡导的学校武术在南京、重庆中央国术馆所教习的武术内容、比赛项目等都可以找到西方体育的影子。武术体育化发端于此时期，从“国立国术体育专科学校”、“精武体育会”的相继更名，在某种程度上，武术正逐渐吸纳西方体育思想。

《中华新武术》的发起者马良为河北保阳人，早年习练武术，1901年在山西陆军学堂任教习时，他以自编的“拳脚科”和“率角科”教授学生，之后在其任陆军第九协统时，邀请一些武术名流将自己所传习的武技，进行整理并编成教材，定名为《中华新武术》，并在1904年再次进行有组织的修订。此后，在他的努力下，《中华新武术》不断向社会进行推广、宣传。两年后，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监定“中华新武术”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及北洋政府国会通过决议，规定“新武术”为全国学界的正式体操。马良创编的新武术在内容上打破旧武术的门户之见，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训练原则。新武术的这种传授方式比较适宜团体教学与操练，因此为它进入学校提供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并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作了有益的尝试。

马良致力推广新武术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强国强种”，“使碧眼黄发者流，不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万同胞之私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在近代武术史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次，虽然马良编定《中华新武术》是抱着“华尊夷卑”文化心态和“考世界各国武术体育之运动，未有愈于我中华之武术者”的观点，但面对自身文化的相对封闭和西方文化的快速渗透，西洋体育与本土体育的较量随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在选择中出现“部分西化”的倾向而导致失衡状态，所以改良后的现代武术是在传统武术基础上形成的与西方兵操为效仿对象的运动，是中西文化融通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