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文化运动与马良的“中华新武术”

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体育在国内的传播与传统体育发生激烈的碰撞，由于西方文化是伴随着侵略者的炮舰而闯进中国社会的，因而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人民，对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强烈的抵触情绪和逆反心理，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五四运动前的体育界，便有人提出了“保存国粹”的口号，扛起了维护、坚持民族传统体育的大旗，以迎合国人朴素的民族感情，其中的代表人物有马良。民国体育教育家王健吾认为：“华北改良国术之运动，当首推马良所提倡之中华新武术。次当述及天津之武士会及北京之体育学校。教材教法，均受瑞典式体操之影响。现在国术在中原各学校能占体育教席之一角，皆受此改良运动之赐予。”⁽³⁹⁾

马良（1878—1947），字子贞，河北保阳人。中国近代武术家。他幼承家学，后从平敬一学少林拳和摔跤术。清末从任军职至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济南镇守使。为适应团体教练，马良开始改进武术的传统教学方法。“依习拳术当然之顺序，按习它种科学方法排列之”⁽⁴⁰⁾，开始创编“中华新武术”，即从风格各异的传统拳械套路中抽取出一般的基本动作，再按武术套路的基本原理编成新式武术法，在其任职的武务学堂和军旅中传授。1911年，马良任陆军第九协协统驻扎山东潍县时，邀集一些武术名家，发起编辑武术教材，定名《中华新武术》，包括《率角》（初名《柔术教范》）、《拳脚》、《棍术》和《剑术》四科。1914年，马良担任陆军47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时，又再次广邀各派武术专家，修订了《中华新武术》。当时，为之作序的人物有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梁启超等。

马良致力推广新武术的根本目的，据其所言是为了“强种强国”，中华新武术，“我国之国粹，我国之科学”⁽⁴¹⁾，“使碧眼黄发者流，不敢以‘病夫’二字为四万万同胞之私谥”⁽⁴²⁾。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新武术”在近代武术史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马良创编的《中华新武术》，内容上以传统武术为素材，形式上借用兵式体操的操练特点，分段分节地配以口令，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由易到难、由简到繁、由单练到对练的循序渐进原则，比较适合对初学者进行集体教学，因此受到教育界的欢迎。全国青年会教育股主任余日章、江苏省教育会长黄任之都曾致力于推广《中华新武术》。但也有武术家批评说：这样做割裂了传统武术，徒袭皮毛，全失武术本意。⁽⁴³⁾行伍出身的马良对《中华新武术》的创编是以兵式体操为模式，因此不但在技术上生硬呆板，而且在训练中也多有立正、稍息、开步等内容，以致后来习者渐少。(www.daowen.com)

客观地说，作为一名武术家，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研究、推广，是无可非议的。但当时的北洋政府提倡尊孔读经，以保留“国粹”为名，利用马良的新武术，抵制新兴的近代西方体育项目，反对新文化运动。1917年，马良的《中华新武术》首先得到了陆军部的支持，被陆军部咨行训练总督和警察总监定为军警必学之术。同年夏，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上，也作出了“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各中学校的正式体操”课程的决议。1917年秋，在第四次全国教育联合会上，又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列为全国高等以上各学校并各专门学校之正式体操”的建议。特别是1918年秋天，有关是否在全国学校中推广“中华新武术”的问题，曾在当时的国会中进行了反复的辩论，最后表决通过了“以《中华新武术》定为全国正式体操”课程的决议，从而使马良新武术的推广，得到了法律保证。“中华新武术”在学校地位的确立，对于继承和发展我国的传统体育文化，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不能否定的。

然而，作为当时政府行为的对“中华新武术”的推广，则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嫌疑，他们更多的是借提倡新武术以保存国粹为名，而行封建复古以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之实，他们的目的更清楚地表现为反对风起云涌的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是我们在客观肯定“中华新武术”所作出的作用的同时，而又必须明确指出的重要问题。《中华新武术》中具有极浓厚的封建复古色彩及“华尊夷卑”的文化心态，马良曾云：“考世界各国体育之运用，未有愈于我中华新武术者。”⁽⁴⁴⁾他甚至建议在全国推行一种标志各级官阶身份、共三等九级的“佩剑制度”，以发扬中国传统的“武德”、“武风”。这些言论观点，迎合了当时的封建复古思潮，北洋政府以推行“中华新武术”为幌子，企图通过武术贩卖封建糟粕，大造反对科学与民主新思想的舆论，遭到以鲁迅为先驱的新文化力量的反对。鲁迅首先指出所谓的《中华新武术》其内容形式已吸收了西方体操模式，复古派把武术作为“国粹”宣扬是带着“鬼道”精神，其实质是阻止西方近代体育传播。鲁迅认为：“现在有许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记得先前也曾有过一回，但那时提倡的，是满清王公大臣，现在却是民国的教育家。……把九天玄女传轩辕黄帝、轩辕黄帝传与尼姑的老方法，改称‘新武术’，又称‘中国式体操’，叫青年去练习。……据说中国人学了外国体操不见效验，所以改习本国式体操（即打拳——引者）才行。依我想来：两手拿着外国铜锤和木棒，把手脚左伸右伸的，大约于筋肉发达上，也应有点‘效验’，无如竟不见效验，那自然只好改途来练武松脱铐那些把戏了。……无如现在打仗总用枪炮，枪炮这件东西，中国虽然古时也有过，可是此刻没有了。藤牌操法又不练习，怎能御得枪炮？”⁽⁴⁵⁾鲁迅认为一味地宣传和只学习传统的武术不利于青年的进步。他进一步指出“国粹体育”阻挠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传播的实质和危害，他认为：“中国武术，若以为一种特别技艺，有几个自己高兴的人，自己在那里投师练习，我是毫无可否的意见……现在我反对的，便在（一）教育家都当做时髦东西，大有中国人非此不可之概；（二）鼓吹的人，多带着‘鬼道’精神，极有危险的预兆。”鲁迅的批评，不仅有利于维护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引导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健康发展。在鲁迅等进步思想家的辛辣讽刺、揭露和抵制下，在五四运动冲击下，作为“中国式体操”，并在学校体育课推行的“中华新武术”，最终昙花一现，但它为传统武术的近代化转型作了有益的尝试，也为武术进入学校提供了一种较为可行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