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甲午维新:促进中国体育观念变革

甲午维新:促进中国体育观念变革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甲午维新思潮促进体育观念的变革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敲起了警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这种国民应该体现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而这一飞跃恰恰为后来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西方近代体育传入对中国原有体育观念的挑战,还表现在新式运动会从此在华夏大地上频频出现。

甲午维新:促进中国体育观念变革

一 甲午维新思潮促进体育观念的变革

1894年7月25日,日本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面临着更大的民族危机,也彻底暴露出清朝政府的腐朽无能和中国国力的孱弱。严酷的现实迫使进步人士进一步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途径,发出“改弦易辙”、“变法成天下之治”的呼声,从而出现了后来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给中国人敲起了警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真正觉醒。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1)从此,西方的进化论学说,开始为广大的先进知识分子和维新派人士所接受。特别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宣传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真理,指出了“弱肉强食”乃是发生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中国再不努力奋起,亡国灭种的悲剧也就为期不远了。

19世纪90年代,以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提倡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他们希冀在维持清朝封建专制体制的前提下,用和平手段实现君主立宪,引进西方“新学”来改良社会,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宣布废科举、兴学校、设报馆、建学会、翻译介绍西方科学文化。1898年的“戊戌维新”不过百日便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势力镇压,其实际的改革非常有限,时间也极短,但却有着巨大的思想解放的历史影响,对促进“西学”包括西方近代体育,特别是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www.daowen.com)

资产阶级改良派接受了西方教育思想,开始从德、智、体三育的角度来认识和介绍西方体育,促成了我国新的体育思想的产生。严复认为,国民素质高下的标志“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2)。而中国当时是“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3),针对中国当时的状况,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变法改革主张。所谓“鼓民力”,就是要使民众“气体强健”。严复强调,健康的体魄,对于国民个人来说,“形神相资,志气相动,有最胜之精神而后有最胜之智略”,“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而种乃进”(4);对于国家来说,“教人也,以睿智慧,练体力,励德行三者为之纲”,“论一国富强之效,而以其民之手足体力为之基”(5)。所以他从强国强种的立场出发,提出要高度重视人民的健康,因而大力提倡妇女体育。康有为从学校的教育内容上,开始注意到对学生德智体的多方面培养。在他所办的学校“万木草堂”的教育活动中,其教育内容是“德育居十之七,智育居十之三,而体育亦特重焉”。他在《大同书》中说:“本院凡弄儿之物,无不具备,务令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6)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即培养一种具有特色的国民。这种国民应该体现出“民德、民智、民力”的德智体全面发展要求。“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所以他们提出要“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以造就一代新民。因为“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这便是1902年梁启超明确提出的“新民说”(7)。从此,中国人在思想文化认识上实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飞跃。而这一飞跃恰恰为后来西方近代体育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思想文化基础。

西方近代体育传入对中国原有体育观念的挑战,还表现在新式运动会从此在华夏大地上频频出现。如果说我们在20世纪前看到的具有现代意义的体育运动会,只是在中国的一些教会学校里举行过的话,那么,随着20世纪初西方近代体育传入中国,在中国的官办学堂里也开始能看到具有现代意义的体育运动会的影子了。1905年4月24日,在当时中国的官办学校京师大学堂,竟然也破例地召开了其建校以来的第一届体育运动会。运动会召开前,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曾发函通知北京各学堂,介绍了召开运动会的理由,以及举办时间、地点和目的,并邀请各学堂学生也都能来参加比赛。函件说:“窍谓世界文明事业,皆强刚体魄之所造成也。吾国文事彪炳,而武力渐趋于薄弱,陵夷以至今日。为瀛海风涛之所冲激,士大夫之担学事者,乃知非重体育不足以挽积弱而图自存。直隶湖北等省,屡开运动大会,若京师者,首善之区,尤宜丕树风声,鼓舞士气。兹拟定于四月二十四日,学堂将开运动会,使学生渐知尚气,渐能耐劳。伏恳学界诸君子,是日十二点钟贲临以光盛举。谨将运动会条目奉上,如各学堂学生愿到会场演习者,乞自认何类,先期限示知敝堂报名处,以便接待。”(8)在两天的比赛中,到场观摩的不仅有王公大臣、学务大臣,还有各国的驻华使节、夫人和大批的记者,以及数千名普通观众。大学堂的各科学生都报名参加了运动会,甚至连一向学究气十足的国学进士馆、仕学馆的“老夫子”们,也都报名参加比赛。给当时的北京乃至全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正是在京师大学堂第一届体育运动会的影响和带动下,从此中国的官办学堂也都纷纷仿效,开起了各自的运动会,从而拉近了与教会学校体育的距离,并终于在1910年10月,组织召开了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第一届全国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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