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3　新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

从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1990年后，产业集群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期，研究成果的数量、广度和深度都达到了全新的高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理论流派有:欧洲的地理学理论、意大利的新产业区理论、波特(M·Poter)的新竞争优势理论、威廉姆森等人的社会经济网络理论、创新环境理论和以克鲁格曼(Krugman)为代表的新经济理论等。

1.新产业区理论。新产业区理论的提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该理论产生的现实基础是美国硅谷、意大利、德国、法国等国的大量中小企业在某一产业区域内聚集成长，区内企业的专业性高，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不仅有战略联盟、集体合同、投入产出联系，还包括非正式交流、沟通、接触、面对面对话，企业之间平等竞争，协同面对国际市场。这种基于中小企业既竞争又合作的有效的产业网络，有力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产业区理论还基于这些区域的劳动力市场，是由社会劳动分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企业网络而形成的。

新产业区理论的研究者揭示了这种企业网络的基本特点:首先，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其次，处于网络内的企业具有高度专业化的劳动分工;第三，这种企业网络具有柔性化的生产特征;第四，网络内的企业具有社会根植性，从而使新产业区内的企业实现了既竞争又合作，企业之间基于信任的联系十分密切;最后，在新产业区内有区域劳动力市场网络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劳动力。因此，新产业区是依靠内源力量发展起来的经济区域，在区域内，各行为主体通过中介机构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结成一种合作网络，共同构成一种独特的区域创新网络。⁽²²⁾

2.创新环境理论。该理论主要由欧洲创新环境研究小组的学者提出。他们认为单一的企业不可能完成企业创新，创新环境是企业进行创新的约束系统，也是一个学习系统。这样的约束系统、学习系统，有利于企业对产品和市场进行研究或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生产新产品，开发新的服务项目，这样的环境有利于企业产品和服务市场化。该理论指出，创新环境的明显特征是“集体学习”，即区域内包括企业、研究院所和大学等在内的创新主体间有密切和稳定的创新协同关系，“集体学习”的过程主要包括新企业在集群区内衍生、区域内企业间的结网和互动、专业人才和劳动力在当地企业间的流动等。该理论还把创新和生产能力的提升看作是一个动态社会过程，认为创新实际上是网络中各个行动者长期持续互动累积的结果，而企业网络成为进行创新的组织的一个载体，即企业间沟通和交流那些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隐形知识的能力愈来愈被人们看作是改变经济环境的重要条件;而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隐形知识必须在网络组织的各个行动者之间交换，必然会强化空间聚集优势，这种优势对于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成长具有重要作用。“集体学习”的系统性特征与企业的地理集聚与创新要求相联系产生的新现象，成为集群研究的新天地。

该理论还强调了区域环境特征在企业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创新环境对创新具有重要的影响，是创新赖以进行的一个重要意境，是创新的重要载体之一。创新环境也是一个有能力创造协作过程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有利于集群的形成。

3.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前面所述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该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将新经济地理学、新国际贸易理论引入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中。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在他的论著中将空间思想第一次正式引入产业集群的经济活动分析。他认为经济活动中能够导致收益递增的原因之一是企业的集聚与规模经济有紧密联系，并进一步揭示了企业经济间的活动能推动有关的企业向某一空间集聚的一般规律。他还判断并得出因受到一些贸易保护、地理分割等环境因素的约束，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是多种多样的，一些特殊的历史事情还会对产业集聚产生重大影响的结论。克鲁格曼认为，假设存在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条件，以D－S模型为基础再加入劳动力在企业间流动与要素报酬之间的累积因果关系，即劳动力越集中的地方因垄断竞争特性的影响，其要素报酬也越高，这些地域就越吸引劳动力的集中，如此便可以解释产业集群的形成。也就是说，克鲁格曼认为产业集群只是因企业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生产要素移动并通过市场传导的内部机制的相互作用下而产生出来的。事实上，他在强调产业“中心”的内生性和竞争均衡作用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地域及企业外部环境影响作用等因素。

在克鲁格曼相继发表的《递增收益和经济地理》《地理与贸易》《发展、地理与经济地理》和《空间经济: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等论文中，对产业集群理论作了其他创新方面的研究。据克鲁格曼(1991)测算，区位基尼系数超过0.30的产业就有49个，其中最大的产业是再生橡胶产业，基尼系数是0.50。按照克鲁格曼的研究，美国传统产业的区位基尼系数高于高技术产业，这与一般的研究结论相异。克鲁格曼还提出了“中心—外围”模型，即在一个国家，包括两个地区——东部和西部;生产两种产品——农产品和制造品;农产品是同质的，生产品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制造品包括许多差异产品，每种产品的生产中都有规模经济，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如果东部是制造业中心，西部是农业外围，它们的持续性可通过数学函数推出:

其中，分别指西部和东部地区的厂商销量，π指制造品在支出中的份额，τ的倒数衡量的是运输成本，σ与均衡规模经济成反比。当K＞1，在西部开始生产就是有利可图;当K＜1，才是一个可持续的“中心—外围”均衡。其结论是:一个地区成为制造业中心，而另一个地区成为农业外围，这种模式取决于较大的规模经济、较低的运输成本以及制造业在支出中较大的份额这三者的某种结合。

在以上理论的基础上，荷兰乌特列支大学的波斯玛(Boschma)等人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论述，论证了新知识在产业集群中的重要性，并通过建立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解释某区域所进行的研究与开发后的企业空间集聚过程。他们还把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建立在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上，这些研究拓展了跨区域贸易的产业集群理论。这期间的一些研究还通过观察寡头垄断的现象，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认为即使两个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例如历史事件)导致产业开始在其中一个地方集聚，由于经济力量的收益递增作用，在地区间交易成本没有大到足以分割市场的条件下，就可能导致产业的集聚。^(23)(24)

4.新竞争优势理论。基于新竞争经济学的集群理论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他在研究国家竞争优势的来源时，提出了基于产业集群发展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而这种产业竞争力来源于产业的国内合作而不是国内竞争，国家的竞争力是通过一个高度的本地化过程而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基于以上论述，波特提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

在波特的“钻石”模型中，对竞争优势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包括四个方面:要素条件;需求状况;支持性产业和相关产业;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这四个因素组成一个国家的竞争环境，使厂商相互作用，产生竞争力。而且波特还指出，这四种因素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任何一种因素的薄弱都会限制产业升级和创新的潜力。当四种因素相互促进、持续发展时，优势产业会不断增强;反之，原本是优势的产业也会失去优势，进而走向衰退。

波特强调，“钻石模型”是一个动态的系统，只有在每一个要素都积极参与的条件下，才能创造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环境，进而促进企业投资和创新，因此，地理集中是必要条件。

波特认为，产业集群的核心内容是其竞争力的形成和竞争优势的发挥，这是产业集群在市场经济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其中产业集群与竞争的关系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产业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在群内蓬勃兴起的生产力对群外企业带来影响;第二，集群内的企业通过发挥群内的各方面优势进行低成本的技术创新为将来的发展夯实基础;其三，集群形成的特有环境有利于新企业的产生、集群规模及集群影响的扩大。他还认为，当产业集群一旦形成，企业数目达到最初的关键多数时，就会触发自我强化的过程，而新的产业集群最好是从既有的集群中萌芽。(www.daowen.com)

图2－2　波特的竞争优势图

波特理论的创新之处在于将产业竞争优势决定因素与地理集中因素结合起来研究，从竞争优势的角度为产业集群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种解释。他阐释了产业集群为什么会具有竞争优势，强调了产业集群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及对创新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强调了政府对产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对集群的形成、发展模式和发展周期都有重要的影响。特别要求政府在引导产业集群发展时，不要去干扰市场扭曲竞争，而应去寻找制约集群发展的因素，着手加以改进。如果集群发展受到技能短缺的限制，应该设法解决教育培训的问题;如果受到低效的基础设施的限制，就应该去建设基础设施。波特还指出，在产业集群的机制作用下，群内企业会时常向下延伸产业链至销售渠道和客户，并侧面发展到配套产品的企业、技术支持公司或其他专业相关的公司，包括提供专业化劳动力培训、教育、信息研究和政策支持的政府和其他机构。^(25)(26)(27)

5.社会经济网络理论。在科斯提出交易费用的概念的基础上，威廉姆森以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假设为前提，提出了中间组织(通过不完全整体契约连接起来)的概念，而这种中间组织是企业关系网络的一个自我构建过程，企业通过各种经济和非经济活动扩充和连接自己的关系网络。这种关系网络对于企业来说也是一种资本，企业如何从这种资本中实现利益要求，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好它的关系网络来获取各种信息和生产经营资源。他认为这种“资本——网络”关系可以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第一，稳定和顺畅的关系网络可以增强企业间的彼此信任，节约信息搜寻成本、签约成本和执行成本;第二，这种关系网络可以减少企业的各种不确定性成本，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三，网络关系可以创造各种基于资源与技术共享的合作氛围，提高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第四，网络关系还可以实现各种优势互补，突破自身能力的限制。总之，他认为网络扩充了企业的边界，也扩充了它的能力。当然，创建网络关系也是要花费成本的，当创建网络的机会成本与它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在边际上相等时，该企业就会停止扩充行为，这时，企业的“关系边界”就被确定了。事实上，企业内外存在着多重边界，“法人边界”规定了企业的法权地位，“契约边界”确定了企业的资源整合能力，“不完全整体契约边界”包容了组织治理的多层次，“关系边界”拓展了组织合作与交流的范围。从单个企业看，企业的关系边界是相当清晰的，但是多家企业之间的关系边界可能呈现出交错、重叠等复杂的特征(其中还交织着人际关系网络)，因此，关系总是呈网络状的。^(28)(29)(30)从产业集群的特性来看的确是一个网络的关系综合体，由于在相同的地域，关联的专业分工、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的趋同性、企业业务和劳动力的频繁交流，产业集群网络与其他企业网络相比具有更强的凝聚力。在企业的各种关系网络建设中，信任是核心和基础，而集群的发展有助于增强企业间的信任。

20世纪60～70年代，社会网络观点在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到80～90年代，社会网络理论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基石。尽管社会网络理论本身没有经济空间的含义，但它却有明确的产业空间的实用意义，如在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彼此临近，使得这种规制力量的确定性大大增加。特别是当存在独特的本地经济基础和文化时，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根植性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此时，过去的关系倾向于继续维持下去，或者良好的行为惯例逐渐形成，从而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市场交易效率，产业集群的组织效率得以形成。

21世纪初，马丁·菲力浦(Martin Phillip)等欧美一些学者综合了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理论和罗墨的内生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自我强化的模型，证明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由于降低了创新成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反过来，由于向心力使新企业倾向于选址于该区域，经济增长进一步推动了空间的集聚，进一步验证了著名的缪尔达尔的“循环与因果积累理论”。

德国学者ClausSteinle和Holger Schiele(2002)，在Research Policy上发表《产业集群何时产生?》一文，也对产业集群的产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他们指出集群的形成要有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必要条件是指生产过程可以明确地分解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或几道程序。只有生产过程可分，分工与专业化才有可能形成;如果生产过程不可分，也就加工程序必须同时完成，那么这种产品生产只能由一个企业来完成，也就无法形成所谓的产业集群。可运输性的产品包括制造品和服务，服务产品的流动方式是服务产品提供者与其工作器具一起转移。如果总产品不能移动，则企业的区位选择将取决于产品消费者的所在地;充分条件是该产业有较长的价值链、差异化、创新网络以及多变的市场环境。产业的价值链受到两个因素影响:技术与利润。产业的价值链越长，该产业的竞争力就越取决于各专业活动的协调和合作。产品差异化能有效避免同类企业的无序竞争，又能提高企业专业化水平，刺激产品创新。差异化可以满足消费者的各种差别需求，减少消费者搜索成本，因此将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扩大市场规模;反过来，更大的市场规模又会促进产业集聚。

图2－3　产业集群形成条件

从以上产业集群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过去200来年工业的兴起是西方产业集群理论的形成基础，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是西方产业集群研究的最初视角，信息化和中介服务组织的兴起为西方产业集群研究提供了新的天地，而追求交易费用的减少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一直是西方产业集群热衷研究的焦点。而近二三十年来，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在发展中国家的蓬勃兴起，与此相伴随的是产业集群研究也兴旺起来了。原因之一是，无论是西方各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与地区，在过去二三十年里新型工业化发展中的一些产业具有产业集群理论揭示的重要特征，特别是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促使东西方经济学界不得不关注这种现象;第二个原因是最近十几年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两大领域逐渐呈现出交叉融合的迹象，尤其是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区域和城市问题解决的指导意义明显。实践也不断对理论界提出新的问题，相关学科的交融和实践的密切联系开拓了产业集群研究的许多新领域，产业集群研究也不断向纵深方向探索;第三个原因是许许多多的经济学名家或经济战略研究专家青睐产业集群，起到了一些“名人效应”等特殊作用，他们提出的一些观点和判断，又引起了更多人去关注和进一步分析相关的问题。

总的来看，产业集群的基本理论构架或发展轨迹可以用图2－4表述如下:

图2－4　产业集群理论构架或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