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1　古典主义产业集群理论

以古典主义经济学为基础的产业集群研究，主要是以分工为基础来研究与产业集群相关的比较优势，并采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假设前提，来推导区域间的比较优势和形成产业集群的原因。该理论强调“空间异质性”，即非流动性要素(如矿产、某些生产要素)的不均匀分布、独特的气候条件或存在运输枢纽(如港口、码头或集市等)。

1.马歇尔产业区位论。近代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是世界经济学领域最早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19世纪90年代，马歇尔率先发现英国斯塔福德郡的陶瓷生产、椅子生产，谢菲尔德郡的利器生产等“产业区”(Industry District)现象。他在1920年出版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吸取了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经济学的成果，又在形式和内容上继承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被学界看成是继亚当·斯密《国富论》之后最伟大的经济学著作。马歇尔的理论贡献之一在于对“产业区”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他发现了外部经济与产业集群的密切关系，解释了基于外部经济的企业在同一区位集中的现象，认为产业集群是外部性导致的;其次，他还将产业区定义为一种由历史与自然共同限定的区域，其中的中小企业相互协作、协同竞争，产生了较之一般经济区更高的区域和竞争力。马歇尔定义的产业区与一般经济区不同。他认为产业区内部企业的生产活动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建立在专业化生产之上的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且与区外经济建立开放、持久、广泛的联系，从而考虑的是其经济效率;再次，马歇尔对产业集群研究开创性的开创性还表现在他阐述了存在外部经济(External Economics)与规模经济(Scale Economics)条件下产业集聚产生的经济动因。他还把经济规模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和产业的地区性集中有很大关系的产业发展规模;第二类是那些从事工业的单个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组织及企业管理的效率。与此同时，他还把第一类的经济规模称为外部规模经济，并强调在产业区的形成过程中，这种外部规模经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说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马歇尔又把第二类的规模经济称为内在规模经济，他指出，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一般比较容易被人们所认识到，厂商也会尽可能使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企业外部的规模经济是十分重要的，随着产业的持续增长，尤其是集中在特定的地区时，会出现熟练的劳工市场和先进的附属产业，或产生专门化的服务性行业，以及改进交通设施和其他基础设施。为此，马歇尔认为在产业区内会产生三方面的外部经济:第一，产业集聚带来的中间投入产品的规模效应，促进了相关配套、辅助产业的成长和专业化，提高了专业化机械设备的利用效率，为地方化的产业提供了一个稳定的技术市场，因此能获得很大的产业优势;第二，产业集聚能带来劳动力市场规模效应，促使附属行业在附近成长起来，为产业中心提供工具和材料、组织交通，在许多方面对经济的使用原料有利;第三，产业空间集聚使更多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新思想在产业区内的企业间迅速传播和应用，可以产生我们现在研究中常说的所谓的技术外溢现象。其中，前两者又被称为“金钱外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ities)，外部经济“这种经济往往能因许多性质相似的企业集中在规定的地方，即通常所述的工业地区分布而获得”。也就是说，产业集群的原因是为了获得外部规模经济提供的好处，即规模效应形成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技术外部经济。因此，他认为产业区的形成就是由于外部经济所导致的。

在当时背景下，马歇尔的理论中存在一些不足是必然的。他在理论中没有考虑企业迁入、迁出和企业的发展等影响区域发展因素变化，过分强调地方垄断优于竞争，也忽视了区域产业组织的外部连接与创新。他对产业区的功能、度量和效应等问题均未能触及。而且，马歇尔的产业外部经济理论，没有考虑区域内企业产业组织的外部连接与创新，也没有注意到不同产业的集聚程度和可持续性等问题。就方法论而言，由于缺乏严格的数理表述方法，从而使得马歇尔的产业区理论长期难以融合到主流新古典经济学之中。⁽⁶⁾

2.韦伯的区位集聚论。比较接近产业集群理论研究的是现代工业区理论，其奠基人是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ber)，他在1909年出版的代表作《工业区位原论》的第一部分《论工业区位》中，探讨了工业区位决定以及促使工业在一定地区集聚的原因。韦伯在书中最早地提出了集聚经济的概念，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讨了工业集聚的原因，并首次建立了有关集聚的一套规则和概念。韦伯认为影响工业地方性积累和分布的因素除了运输成本和劳动力外，还有集聚要素和分散要素。“集聚因素是一种‘优势’，或者是一种生产的廉价，或者是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被带到某一地点所产生的市场化，分散因素是由生产的分散化(生产不在一个地方)产生的生产廉价。”而集聚因素主要包括四方面:一是技术设备的专业化发展会促使企业相互合作，而推动地方的产业集中;二是劳动力组织的变化，即一个发展充分的、有特色的、综合性劳动力组织可以看作是一定意义上的设备，因其专业化带来了产业集群化;三是市场化方面的原因，这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它可以因产业集群的内在动力驱使下，最大限度地提高批量购买和出售产品的规模，并在没什么投入的情况下建立企业信用，甚至可以“消灭中间人”，进而促使产业趋向于集中;四是经常性开支成本，即共用基础设施为企业带来的经常性开支成本的减少，同样可以促进产业集中。

对比韦伯和马歇尔的理论，他们对企业组织研究的主要差异在于观察的视野不同。马歇尔更多的是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层面来研究当时十分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组织，他的研究发现企业集聚的目的是为追求外部规模经济的扩大;韦伯的工业集聚理论是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研究的层面是微观企业，将成本分析作为依据来研究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工业地域结构，没有考虑垄断价格给企业带来的超额利润，也没有考虑政府的作用和当地社会文化的影响，认为企业是否集聚取决于集聚的好处与成本对比，所以他的理论不具有产业集群理论的一般性。但他对产业集群理论的贡献在于，除对影响工业区位的决定因素进行分析外，对产业集聚的阶段作了以下划分:产业集聚的低级阶段——企业自身的简单规模扩张，表现为产业集中化;第二阶段的特征是大企业借助于组织方式集中于某一地域，同时还吸引了同类企业的靠近，这时所出现的大规模生产的明显经济优势就是有效的企业地域性集聚效应。这里，韦伯最早地提出了产业集群演化发展思想，给今天人们对产业集群进行动态的演化分析提供了思想源泉。⁽⁷⁾(www.daowen.com)

3.胡佛产业集聚最佳规模论。20世纪30年代，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佛(E.MHoover)研究了不同产业的区位结构后，将规模经济区划分为三个层次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单个区位单位(工厂、商店等)的规模决定的经济;单个公司(即联合企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产业在某个区位的集聚体的规模决定的经济。这几个层次的经济各自实现最大值的规模，则可以分别看作是区位单位最佳规模、公司最佳规模和集聚体的最佳规模。埃德加·胡佛对产业集聚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他指出了产业集聚存在一个最佳的规模，如果集聚的企业太少、集聚规模太小，则达不到集聚所能产生的最佳效果;如果集聚企业太多，则可能由于某些方面的原因使集聚区的整体效应反而下降。

对于胡佛关于产业集聚规模的理论，有的出版物是这样表述的:胡佛将集聚经济分为三类:内部规模经济;地方化经济(即生产相似产品的相邻厂商所带来的收益;对企业是外部的，但对产业部门而言是内部经济);城市化经济(因为产业集聚在某一个城市而产生的，对企业和产业部门都是外部的)。对于城市化经济，胡佛认为群体以外的其他类型的产品供给或活动可能增进集聚优势，如公共投入的可供性在群体经济中则很可能成为一种密切联系活动的混合体，而不是一种活动的单位群，也就是说，供给的多样性形成了城市化经济的比较优势。需要指出的是，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在特征上的差异是很轻微的。⁽⁸⁾

4.科斯等的交易费用论。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Coase)在1937年发表的经典论文《企业的性质》，是最终让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两篇论文之一。在科斯的这篇并不长的文章里，科斯通过回答两个基本的问题从而为企业理论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这两个问题就是: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的规模由什么因素决定?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市场成本论与组织成本论——构成了《企业的性质》的核心内容。他还提出了“交易费用”这样一个概念，他认为，企业是市场的替代物，是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交易的功能和交易费用的节约是企业性质的根本特征。企业不同于工厂或作坊，它是产权的集合、契约的联盟和要素所有权剩余索取的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存在取决于交易成本或者交易余额的多少，是一个商业性和交易性的概念。企业的核心不是生产而是经营，不是生产技术联系而是产权缔约关系。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企业比之市场更能节省交易费用，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市场。市场交易合约的特点是用非人格的价格来配置资源，而企业这种合约的特点是由权威关系来配置资源。企业是一种以权威为特点的和约组合，它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它能节省交易费用，它的功能是配置资源。⁽⁹⁾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1975年和1985年出版的《市场与科层》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两本名著中，通过交易费用的市场组织分析法对经济组织进行分析，他提出可以用交易的不确定性、交易频率和资产专用性(即投资的专用性程度)三纬度来解释经济活动的规制结构。在威廉姆森的著作中，他认为除了交易的外部条件存在不确定性外，交易的内部干扰因素本身也会产生交易的不确定性。在交易非专用性条件下，因新的贸易关系建立后重新安排比较容易，其存在的不确定性影响交易的程度不大;如果是资产专用性程度较高，交易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增加将会对交易产生严重影响。对于交易频率，威廉姆森是这样论述的，它是指在特定的时段内交易的次数，其对交易效率的影响表现在建立一种如双边规制结构或多边规制结构，即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而非统一性或非一体化的专门性规制结构，要考虑这一结构在在经济上有无合理性，这一安排是否有效率。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情况下，是保留中间产品市场还是建立统一性结构或进行一体化生产主要取决于交易的频率。如果交易频率高，建立统一性的规制结构进行一体化生产是有效率的组织安排;否则，则保留中间产品市场，即从市场上的其他企业购入中间产品的组织安排是更有效率的。⁽¹⁰⁾

对科斯、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分析经济组织理论的继续、深化和发展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斯科特(A.Scott)，他的著作集中反映了交易费用等主流思想。斯科特将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具体运用到区域产业集群发展中，他认为产业集群的出现和发展，是企业对内部交易和外部交易的成本之间进行比较和选择的结果，是企业的生产经营垂直分离后在地理空间上出现的经济现象。斯科特认为，当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出现垂直分离的环节时，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经济交往也会带来集群外部企业交易活动频次的增加，这会诱导那些能与集群内企业建立密切经济联系且更希望减少交易费用的企业向集群区域集中;反过来，大量的企业向某一地域的集聚会极大地缩短企业间交往的空间距离，这又会带来外部交易费用的下降，这些好处又将进一步推动企业的垂直分离。投资强度的增加和企业也需要有能密切交流和接触的合作伙伴，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加剧企业的垂直分离。因此，企业垂直会加快产业空间集聚，产业空间集聚又会加剧企业的垂直分离。在社会分工日益强化和企业间的交易频率大大增加的情况下，会导致那些集群外的企业交易总费用上升。因企业交易成本与企业间的空间距离成正相关，这使得企业自然会产生近距离寻找交易伙伴的愿望，这些都是产业集群的形成原因。⁽¹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