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弃智”、“不重实践”等主张与近代科学的发展不相适应

近代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展，贫富差距的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高低。谁拥有较高的科学技术，谁就强大。相反，就弱小。因此，中国要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从根本上摆脱中国的危机，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这就要求每一个中国人具有一定的智识。而近代老学主张“弃智”，不重实践，则与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背道而驰。如滕云山说:

为政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即不救，不救则惑多矣，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忘形去智，以道合一。^[62]

胡薇元说:

不以贤智相尚，而争端泯，不以珍宝为奇，而攘夺消，不睹美色则神志清，是以圣人必虚静其心，而诚实其腹，使神气宁贴，柔弱其志气，而刚健其体骨，使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不敢妄为而天下定，德化厚，故百姓自安也。^[63]

古之善道，不以智术导民，将使完其纯朴，民之难治，正在智多，故恃智以驾驭民，见其隐必至贼害，若恃诚而不任智，国之福也，知此可与民作是，则为悠深玄远之德，德至深远，与物之扰攘相反，然后至大顺，盖笃恭而天下平，无声臭至矣。^[64]

德园子说:(www.daowen.com)

何以言之，孟子曰: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凿则贼矣。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是智而如愚也，故以为福。知此愚智两者之说，则知道之楷式矣，知楷式而常守之，则德深远而反本还元在是矣。道之用，皆从逆，至此乃用顺。礼曰:明于顺，然后能守危，危而能安，是以贵乎大顺也。^[65]

高延第说:

有道者清静为治，不欲更新创制者，盖万物化生，极则必反，反则复，其初根者，物之始也，归真还朴，人无跃冶之心，故静。万物各安其性命，乃常道也，知常道之可以化民，则不眩惑于事物，故明。不知者乃欲以智灵敏御之，是以乱治乱也，故凶。知常之人，兼善万物故能容，能容则无偏颇故能公，容且公，然后能主持天下，王乃天以下，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义。自然之道与天地并久，故不殆。”^[66]

与物反，谓与尚智数者相反也，天下大同归于无为，顺其自然而已。^[67]

这里有关“忘形去智，以道合一”、“不以贤智相尚，而争端泯”、“民之难治，正在智多，故恃智以驾驭民，见其隐必至贼害”、“智者亦行其所无事，是智而如愚也”、“有道者，清静为治，不欲更新创制者”、“与物反，谓与尚智数者相反也”等议论，虽不是完全反对“智识”，但显然也没有将发展人的“智识”放在极重要的地位上，不但不鼓励提高人的“智识”，反而压抑人的“智识”的发展。

我们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生产力归根结底是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人的“智识”发展应放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上，近代的中国尤其应该如此。故梁章钜批评说:“老子之书有最不可为训者如云: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自此论兴而商鞅遂教，秦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亦以诵书为乱当世之治，其五蠧篇云: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迄于李斯，竟缘此以亡秦，则老子实阶之厉也。”^[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