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近代老学研究:从地位到成果

近代老学研究:从地位到成果

时间:2023-11-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近代以前老学的地位老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就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学说被置于“旁门左道”的地位而难以充分发展,尤其是唐宋以来“辟佛老”成为儒门的传统后,情况就更是如此。徐氏对老学虽有所推扬,但并未架于儒学之上,然而这已为官方所不容。总的说来,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利用儒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而这一意图则是通过国家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得以实现并贯彻实施的。

近代老学研究:从地位到成果

第一节 近代以前老学的地位

老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古就在中国文化的构成中占有一定的地位。故熊铁基先生说:“一部《老子》,字不过五千,却拥有一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其内容涉及自然、社会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故历来受到社会的重视。”[1]自《老子》问世以来,历朝历代都有大批儒士、学者、僧道注解《老子》,乃至还有君王注释《老子》者。汉朝及唐初还运用老子的“无为”之道治国,并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治。自汉代始,《老子》又被作为道教的祖经,为道教徒广为传颂,并广泛深入民间,成为修身养生之理论。于是,老子之学说以它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老学文化以它独特的文化内质,又与在中国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学文化形成了互补,从而也使老学文化能在中国文化中占据一定的地位。故冯友兰先生说:“儒家强调个人的社会责任,道家强调人内心自然自动的秉性。《庄子》书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孔子重‘名教’,老庄贵自然。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正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2]

然而,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专制的根本特点就是要求疆域的统一,制度的统一,以及思想的统一。中国古代的思想,自汉代的独尊儒术以来,就被统一到儒家思想的控制之下。其后各个朝代虽然各有所差异,但以儒家思想统一所有人的思想方面,则无一例外”。[3]儒学一直是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根本理论,而儒学之外的传统学说被视为“异端”而遭到排斥。因此,传统的思想文化为封建统治的强力所控制,知识分子被笼罩在一张无形而强韧的密网之中,纵然有一点深邃思考的火花也不能对这张大网产生任何冲击。儒家以外的其他思想学说被置于“旁门左道”的地位而难以充分发展,尤其是唐宋以来“辟佛老”成为儒门的传统后,情况就更是如此。

综观之,在魏源之前,士大夫们对《老子》的基本态度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明确激烈地排斥老学。两宋以来,一些理学家思想上虽已援道入儒,而名义上则斥老甚严。如进步思想家王夫之虽一面吸取《老子》的辩证思想,一面表示要“入其垒、袭其轴、暴其恃,而见其瑕”。[4]对老子持批评态度。

清初理学家李光地、熊赐履等人都极力表彰前人“辟佛老”之功。如熊赐履说:韩愈“在用上辟佛老,谓其既无用,怎见有体。程朱三夫子皆拔本塞源之论,而昌黎《原道》亦大中至正之理也”。[5]张履甚至认为:“老子虽有与儒同,而窥其意从出,有公私之别,至其异者尤多,不可设于心,国家用之亦适成汉以下苟且之治,其甚者如不尚贤,以百姓为当狗之类乃足以致丧乱。”[6]这就根本否认了《老子》的社会价值。

徐大椿曾评价《老子》说:“老氏之学与六经旨趣不同,六经为中古以后文物极盛之书,老氏所云养生修德、治国用兵之法,皆在本上古圣人相传之精意。故其教与黄帝并称,其用甚简,其效甚速。汉时循吏师其一、二已称极治。”徐氏对老学虽有所推扬,但并未架于儒学之上,然而这已为官方所不容。“四库全书”的编纂者认为:“必谓老氏欲此术(指无为而治)治万世,非老氏之意。至于黄帝以七十战定天下,一切礼乐刑政无一非其所制作。古书俱在,班班可考。必谓黄帝以无为治天下,尤非黄帝之实事。”徐氏之书“跻《老子》于六经之上,则不可以训。”[7]显然,清朝统治者及其维护者们是不允许将老学与儒学同等对待的,对老学的排斥是强烈的。

另一类学者对《老子》没有激烈排斥,甚至还有某些兴趣,但他们都未能肯定《老子》的社会价值。其中有的把《老子》看作修身养生之书,甚者当作神仙道士的术数。如张尔歧认为:对于《老子》“先儒辨源流每有论驳,至清静不争之旨则莫或异议,彼好之者欲以先六经固不可,若概以浮屠神仙之属等斥之,不已过乎”![8]这里只是在“清静不争”方面对《老子》有所肯定。又如黄元御“多以养生家言训释《老子》,于原文章次多所变更”。[9]有些学者虽偶尔肯定儒道相通之处,但在涉及“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时,则坚决否定《老子》。(www.daowen.com)

总的说来,封建统治者长期以来利用儒学统治人们的思想,而这一意图则是通过国家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得以实现并贯彻实施的。而它的长期实施又产生了一种不言而教的作用,在人们的心底扎下根来。这是最有效的思想统一措施,其作用之一就是造成人们思想的僵化,不再能够产生新的思想,甚至连这种动机都不会产生。它使得士人的学术活动很少具有思想性,并进而转变为纯学术的考据学,使得知识分子的头脑与精力都耗费在琐碎的问题研究之中。因此,《中国老学史》说:

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人们的思想普遍僵化,不可能走出独立于统治思想的新思想。与之相适应,当时的老子思想研究,也不可能期望出现具有革命性的成果,它们仍然是沿续着过去的思路,围绕着老子思想中的自然无为,虚静淡泊等内容在做文章,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封建时代的老学研究。[10]

即使是清代晚期的思想家如魏源等人,也不能跳出这个藩篱。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古代的老子思想研究史,直至其最后阶段,仍然保持着与其开始阶段同一的性质,而未能发生质的变化。[11]

在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老子思想总是处于异端的尴尬的境地,它起的作用不过是儒家思想的补充而已。[12]

从根本上讲,清代的老学研究只是个人思索性质的产品,不能对当时的社会及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不过,《老子》如同埋藏于地下的一块金子,它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它的被发现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它的作用被发挥也是理所当然的。它之所以还埋于地下,是因为它还在“藏器待时”[13]。《老子》是一部“承先启后”的著作,它的智慧之光终将要照耀中国,照耀全世界。詹剑峰先生在其《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中写道:“总而言之,老子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他的哲学体系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中是伟大的。不仅在中国古代,就是列在世界古代哲学史里也是伟大的,但是他的哲学亦非绝无依傍的,他是吸收先民中唯物的、辩证的思想,创造性地组成一个精密的体系。老子之道术,对他以后之思想界,影响至巨。以其承先,故能启后,以其承先之厚,故其启后乃深。一句话,他是承先启后的伟大哲学家。”[14]可见,《老子》之智慧,是中华民族集体的智慧。因此,它一定能够启发中国人民寻求一条摆脱贫弱、走向富强的光辉灿烂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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