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实现政治途径问题

近代老学有大量的篇幅论述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的问题，这个问题实质上就是用怎样的途径来实现社会政治的问题。近代老学认为，《老子》政治哲学的基础是“无为”，而其目标却在“无为而无不为”。在近代科技发达，各国都在利用人的高智商充分发展自己的历史背景下，近代老学日益将“有为”放在突出的位置上，而对老子过于强调“无为”的思想持批评态度。如刘师培说:“道德家言多舍物而言理，阴阳家复舍理而信数，此其所以逊西儒也。”^[134]即道家只注重抽象的“理”的研究，而不注重具体的“物”的研究，这是道家比西儒落后的地方。又说:“道家者流，卑视工业，观难得之货，老子贱之;桔榨之机，庄子斥之。”^[135]对“物”、“货”、“工业”等的轻视，实质上是对“有为”的轻视。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因此，严复主张在遵循规律前提下的“有为”。严复说:

有力者，外损，强者，内益足而不知，虽富，贫耳。

惟强行者，为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强行……中国之将亡，坐无强行者耳。苟知死而有其不亡者，则夭寿一耳，故曰朝闻道而夕死，可矣，甚矣，人不可不识，不可不求此死而不亡者也。^[136]

夫勤而行之者，不独有志也，亦其知之甚真，见之甚明之故，大笑者，见其反也。若存若亡者，知之而未真见之而未明也。学广则谦，识明则慎，身修而后悟平生之多过，故曰:若昧若退若类也。^[137]

在这些评论里，严复反复强调了“强行”、“有志”等，即是强调人要努力去作为，并将这种作为提高到了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中国之将亡，坐无强行者耳”。

当然，这种“强行”和“有志”，是在对天演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在遵循天演规律的前提下的作为。严复说:(www.daowen.com)

天下非不可为也，知其神器由袭明之术，斯可为矣，反因通之道，则败失从之矣。老子以天下为神器，斯宾塞而以国群为有机体，真有识者，固不异人意。^[138]

夫不得已，岂独用兵然哉，凡事至不得已而后起而应之，则不中理亦寡矣。^[139]

这就是说，人不可违背天演规律而作为，但不是不能作为，因袭“神器”即“道”的行为就可作为。如“不得已”的行为，就是顺乎自然的行为，就是遵循“道”或天演规律的行为，因此它“不中理亦寡矣”。严复还说:“无，不真无。”^[140]这里的“无”包含有“无为”之意，即顺应天演的自然变化;“不真无”即不是真的无所作为，是按照天演规律的作为。

严复认为，只有遵循天演变化规律，按照天演变化规律治理天下，才能达到大治。所以严复说:“法天者，治之至也。”^[141]“法天”之治，就是顺应天演变化之治，是最好的治理方法。只有做到“法天”而治，才能赢得太平盛世，故严复又说:“故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142]

那么，严复的思想是否是对《老子》“无为”思想的反动呢，当然不是。《老子》的“无为”思想是反专制、反暴戾的产物。老子看到当时的暴君污吏，任意妄为，视百姓为土芥，因而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所以才主张“无为”。《老子》之“无为”是要反对统治者的过多“有为”，而让广大人民放开手脚大有作为，从而实现“无为而无不为”的目标。“无为”是手段，“无不为”才是目的。并且，在当时，统治者的过多“有为”是社会的主要弊端，因而，“无为”是最好的治方。严复写《老子道德经评点》的时候，正是中国处在被列强瓜分的最严重的时刻，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中国要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求生存，就必须使自己强大起来，“强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使自己强大就是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严复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立场上，号召向西方学习，人人努力，使中国由弱变强，以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严复主张的“有为”，是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要求及规律的“有为”，这种“有为”与《老子》中通过“无为”而达到的“无不为”，具有同等功效，因而，这种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老子》“无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