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据《老子》的中心思想而勘误

注释必须围绕《老子》经文的中心思想来进行，而不可有违《老子》之主旨。王弼的注文是这样，陶鸿庆对王弼注的勘误也应是这样。故陶鸿庆对王弼注的勘误始终围绕《老子》经文的中心思想而进行。下面举例说明之。

如王弼注:“能无以智乎，则民不辟，而国治之也。”

陶鸿庆勘之说:“‘国治之’当作‘国自治’。”^[63]陶氏之勘正是据《老子》“自然无为”之旨而作。老子之道，是自然之道，是无为之道。故治国不为人所治，而强调“自治”，即“无为而治”。

又王弼注:“虽有其智，自任其智，不因物于，其道必失，故曰虽智大迷。”

陶氏勘之说:“‘物于’二字误倒，‘不因于物’四字为句。”^[64]“因”，顺乎之意。“不因于物”就是不顺应自然，故“其道必失”。此仍然讲的是要遵“自然无为”之道。

又王弼注:“何由而生道也，何得而畜德也，何由而形物也，何使而成势也。”

陶氏勘之说:“于道言由，于物不当言由。本作:‘何因而形物也。’下文云:‘唯因也，故能无物而不形。’承此言。”^[65]这里，陶氏勘订的依据仍然是“顺乎自然”之道，即“由道”而“因物”。

又王弼注:“不学而能者，自然也，喻于不学者，过也。”

陶氏勘之说:“‘喻’盖‘逾’字之误。逾于不学，谓学而后知能者。”^[66]《老子》有“绝学”之旨，故陶氏认为弼注应该是“喻于不学者，过也”，即申“绝学”之旨。(www.daowen.com)

又王弼注:“我之非强，使人从之也。”

陶氏勘之说:“‘我之’下夺‘教’字，‘人’字又误脱在下。当云:‘我之教人，非强，使从之也。’”^[67]陶氏此说的依据是《老子》的“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不强”即不人为强迫，“使从之”即使顺自然之意。

《老子》之主道是“自然无为”，而“自然无为”的进一步表现则为“柔弱”、“谦下”“退让”等。故陶氏之勘误又围绕此旨而行。如王弼注:“雄，先之属，雌，后之属也。知为天下之先也，必后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也。”

陶氏勘之说:“‘知为天下’以下十字，文有脱误，‘必’盖‘心’字之误，意盖谓:‘知为天下之先，心居天下之后’。”^[68]陶氏之勘的依据就是“虚无”、“处弱”，故有“心居天下之后”之勘。

又王弼注:“强梁则必不得其死。人相教为强梁，则必如我之教人不当为强梁也。”

陶氏之勘为:“‘则必如我之教人’，‘则’当为‘非’，作则者，涉上文而误也。此章经旨言:人与我之教人，趣舍不同，而归宿则一，人相教为强梁，我之教人，不当为强梁，此其异也。举其强梁不得其死，得其所以为教。则强梁者，适可以为教父，此其同也。即经所谓人之所教，我亦教之也。今本以隻字之伪，使经注全文俱不明了，不可不正。”^[69]老子之旨是反对“强梁”，认为“柔弱胜刚强”。弼之注文中，以人、我对文，“人”即不懂得柔弱之道的人，“我”即老子自称。故“人相教为强梁”自不如“我之教人不当为强梁”，改“则”为“非”，则老氏“柔弱胜刚强”之旨显矣。

《老子》主张以道治国。陶氏在勘误过程中也主要是围绕是否合“道”而进行的。如王弼注:“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正起也。”

陶氏勘之说:“王读‘正’为‘政’，故与道对文。‘奇正起’当作‘奇兵起’，‘奇’读为‘奇衰’之‘奇’。七十四章经:而为奇者。注:诡异乱群，谓之奇是也。下节注云:‘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即此义。”^[70]这里陶氏之勘误，突出了“以道治国，则国平”，“不以道治国，则国乱”之旨。“奇正起”与“国平”对立，而“奇正”本身就对立，在这里意不通。故勘为“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