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之书自春秋至清代，历时千余年，再加上传播技术的落后及传播途径多样性，故后世《老子》诸本，在文句上多有差异。与原籍相比，今本有脱字者，有讹字者，有脱文者，有衍文者，有既脱字句又讹字者等。如何判定谁是谁非呢?刘师培在其序言中说:
《老子》传于今者，文莫古于唐景龙碑，注莫古于王弼，次则《释文》所详异字，唐、宋各类书所引异文，亦多故本。然王弼以前本书讹脱已多，弼注又疏于诂，故欲绎旧文故谊，必求诸东周、先秦之书。盖《老子》之文，恒为《庄》《列》所述，《韩非》解老、喻老诠释尤晰，迄至西汉，则《淮南》所述为详，《文子》之书又袭《淮南》，其他述《老子》者，于周则荀、吕、商、墨，于汉则陆、韩、贾、桓、杨、刘，或明著其文，或述其谊，而殊其词，然所引均故书，所述亦均故谊。[25]
这里，刘师培实际上给我们指出了校《老子》的一个基本方法:以唐景龙碑、王弼注及《释文》为范本，先证以东周、先秦之书，再证以汉代及更后之书。并得出一个通则:“凡与古籍所引相合者，均属未改之本。”[26]而东周、先秦的诸子著作中有大量的《老子》引文，因此刘氏认为，《老子》“讹脱之迹，非勘以诸子弗克明”[27]，并主张将先秦诸子的资料引入《老子》中对《老子》进行校补。
刘师培的《老子校补》中，有大量引诸子资料对《老子》进行校补的例子。如，对于“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常”字的解释，刘师培就先后引入了《韩非子》、《文子》及《淮南子》等资料。刘师培先引入《韩非子·解老篇》对“常”的解释:
凡理者，方圆短长粗靡坚脆之分也。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唯夫与天地之剖判也，俱生至天地之消散也，不死不衰者，谓常者。而常，无攸易，无定理。(www.daowen.com)
根据这段话，刘氏得出结论:韩以“有定”及“不易”释“常”也。紧接着刘氏又引《文子·道原篇》中引《老子》的话:“变生于时，知时者，无常之行。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8]
据此，刘氏的结论是:文子是以“变”与“常”并言，则“常”为“恒常”之“常”。刘氏还引了《文子·精诚篇》中的话:“故道可道，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也。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皆其粗也。”刘氏推测说:“盖文子之意，以为著竹帛，镂金石，以传于人者，仅为一时之誉，非久远不易之名。”最后，刘师培引了《淮南子·道应训》中轮扁与齐桓公的对话说:“圣人之所言者，独其糟粕在耳。”[29]
根据上述所引，刘氏最后的结论是:周汉诸子释“常道、常名”之义，均以“久远、有定”相诠。这里，刘师培多次引入诸子的资料来证实“常”的含义，其态度是科学的，其根据是可靠的，但其结论是值得商榷的。首先，《韩非子·解老篇》中说:“故定理有存亡，有死生，有盛衰，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者，不可谓常。”“而常，无攸易，无定理”，这就明确说明了“常”是“无定理”的。其次，《文子·精诚篇》中说:“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可传于人者，皆其粗也。”《淮南子·道应训》中说:“圣人之所言者，独其糟粕在耳。”而淮南所谓“糟粕”，即文子所谓“粗”。从二处引文来看，“常”并非“久远”之意。因为“著于竹帛，镂于金石”及“圣人之所言者”并非不能“久远”。因此，这里的“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且无法用语言文字表达的永恒的存在，而不能仅用“久远、有定”相诠。
又如对于“功遂身退，天之道”之句的考校，刘师培先根据毕沅的结论:诸本并作“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然后引《文子·上德篇》关于此问题的引述:“功成名遂身退，天道然也。”再引《淮南·道应训》关于这个问题的引文:“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30]最后得出古本有“成名”二字的结论，从而肯定了毕说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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