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曾改名光汉,别号左庵,江苏仪征人。刘氏虽只活了36岁,留下的著作却有74种之多。在清末学术界,他与长他15岁的章炳麟(字枚叔)都是一代大师,时有“二叔”之誉。
刘师培在研究小学方面,主张将文字的音、形、义三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认为必三者具备,然后可以言小学:“夫论事物之起源,既有此形,乃有此意;既有此意,然后象其形义以认名,是义由形生,声又由形、义而生也。论文字之起源,则先有此名,然后援音以造字。既有此字,乃有注释之文。”[21]这就是说,文字产生的过程是“一音一形一义”,先有古人称呼事物的语音,然后根据语音造字形,最后才产生字义。因此,不仅字形中寓有字义,字音中也寓有字义,而字形字义都源于字音。
刘氏从古人造字的规律加以推求:“造字之始,即以声寄义,故两字所从之声同,则字义亦同。即非相同,亦可互用。”他沿着“声同义通”的途径继续探讨,提出“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刘氏还根据自己的深入研究,提出“古代双声之字多可通用”说。(www.daowen.com)
当然,刘氏知道,单靠声音去推求语源,并不绝对可靠。刘氏说:“一物数名,一义数字,均由转音而生,故字可通用。《说文》亦恒假转音之字为本字。即谐声之字,所从之声亦不必皆本字。其与训释之词同字者,其本字也;其与训释之词异字而音义相符者,则假用转音之字或同韵之字也。故字从与训词音近之字得声,犹之以训词之字为声。此则近儒言音训者所未晰也。”[22]因此,刘师培认为,还必须从古文献中寻找信而有征的线索,以六艺群书的实际语言资料为依据,才能避免主观臆断,得出正确可靠的结论。故他训释名物时,不仅注重旁征博引,还特别注重实证。他论前儒误释物类之原因有二:一是不明音韵通转;二是仅仅援据古籍以释物类,“不复以目验为凭,而歧说以生。此则东汉以来学者之大蔽也”。[23]
刘师培认为,后世《老子》诸本,在文字上多有异同,因此,可据秦汉古籍的《老子》引文来判定其是非,即主张利用先秦诸子对《老子》的解释来理解《老子》话语的意思。刘氏认为,《老子》汉注今既不传,欲稽古说,惟资诸子。诸子而外,则他籍文同《老子》而汉儒作解者,亦足匡王弼诸家之缺。由此,刘氏得出一个通则:凡与古籍所引相合者,均属未改之本。另外,刘师培除了注重融会贯通、重证据等传统方法外,还重视目验,将中西历史资料比较起来研究,将小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并使它们相互印证,这在我国小学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性,显示出近代科学的研究气息。[24]
在《老子校补》中,刘师培采用了将诸子、秦汉等资料引入《老子》中进行校补;根据文章的中心思想进行校补;根据文章的句法特点进行校补;根据古今字义的演变进行校补;根据文中各相关句子进行互校;综合性校补等多种方法,力图恢复《老子》古本之原样,其态度之严谨,方法之科学,考证力度之强,对后来学者都有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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