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倡导顺应社会发展之自然而进行的改革

老学之“治世”、“救世”，就是以“道”治世、救世。近代老学最重“救世”。

清阳子说:“举古今治法人情流弊，一语道尽，故天下惟道之为贵也。”^[79]

胡薇元说:“善人以道为宝，不善人亦赖道以保善，以言诱从之者，如市尊行之更加人一等，道无弃人，以天子三公之贵，拱璧驷马之富，与道相较，不如坐进以道之为贵也，容成古语不云求则得之，有罪莫因以免，天下莫贵于道，即天下莫善于礼矣。”^[80]

可见，“道”被看做天下无与伦比的最大的宝物，是治世最有功效的法宝。黄裳说得好:“道德一经，原是四通八达，修身在此，治世在此，推之天下万事万物，亦无有出此范围者。”^[81]即是说，天下万事万物没有什么能逃出“道”的范围的，当然治理天下也不例外。因此，顺应“道”的发展变化也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变化，而“道”的本质就是自然，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人类社会也不例外。

以“道”治世、救世，就要顺应社会发展之自然。德园子说:

所谓托天下、寄天下者，其指十六字传心之尧舜禹乎?贵身于天下者，言举天下之贵，不足以易吾道也。孟子所谓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蓰是也。爱以身为天下者，言圣人之道存，则覆育群生，没则周流万古。孔子所谓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是也。^[82]

《白虎通》云:西方煞伤成物，试观草木枝头黄落之时，即土中萌孽之时，以煞为生，自然之道也。《阴符经》云:天生天煞，道之理也。又云:火生于木，祸发必克，奸生于国，时动必溃。知之修之，谓之圣人。言圣人用煞之道，亦只顺乎天道而已，非可有心造作，如操斧者之伤其手也。^[83]

这里的“视弃天下，犹弃敝蓰”就是“无所执”的意思，这里的“天”就是指“自然”，“惟天为大”就是唯“自然”为大，将自然看做是最大，也就是顺乎自然之意。

江希张说:

生杀是天的大权，圣人体天行道，赏罚大公无私，即是代天生杀，不然，要是杀人以自肥，害人以自利，天要生他，人竟然就杀了他，天安得不痛恶，人的敢于杀人，必以为弱肉强食，是天演的公例，且天无声无臭，也不能赏罚人，不知天虽不说话，却自然有报应，他的报应虽似宽，而实至严，丝毫不错，人没有能跳出去的，因为天道是自然的，凡人事上自然的报应，皆是天道的作用。^[84]

“天生天杀”就是自然的生存与死亡，不代天之生杀，即顺乎自然之意。而代天之生杀就是违背“道”的自然法则，因而必受“天道”的处罚。因此，救世的最好方法就是按照道之自然法则治理天下。

高延第也说:

天地以自然为生，成王者以自然为极治。道者，循自然之谓也。^[85]

道者，所以有国之术，故曰有国之母，人能以道德立国，则根本深固，可以长久。^[86]

知贼与福所由起，则知治天下当以道德为准，以道治，不以法治，其化乃深远也。^[87]

这些都说明了顺乎自然的治国方法是最好的治理方法，只有顺道之自然而治，才能“长久”、“深远”，这样的治理才算得上是“极治”。

顺道之自然的治理，其实质就是要抛开人的私智而顺应自然去治理。高延第说:(www.daowen.com)

无为之道深藏若虚，而先天地母万物，故为天地根，绵绵不绝儿，惟其藏之深，守之固，是以存而不亡也。用之不勤，所谓我无为而民自化，不必烦苦创制，以相扰也。^[88]

闷闷朴鄙，醇醇浑厚，以道化民之象也，察察苛细，缺缺疏薄，以政治国之敝也。所以然者，法立，奸生，令下，诈起，如形影声响必然之理也。^[89]

大象，即大道，德盛者民归之，但相安于朴素，不必以法制文物矫拂其性，则天下平而无故矣。^[90]

天地圣人谓之不仁者，即吕氏春秋任数篇:至智弃智，至仁弃仁，至德不德，皆本于自然，无容心于其间。所谓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若诱之以利禄，煦之以慈惠，乃霸王权谋相倾之术，非太上皇古之事。^[91]

凡人居家有善行，立朝有善政，乃为人之常理，若从而矜之，无益于己，有损于道，反启人之憎疾，如余弃之食赘疣之肉，为人所厌恶，真知自然之道者，必不以此自居也。^[92]

圣人治天下不逞私智，增立条教以启民之诈伪，但因其自然之德以成其化，人本善信，因而善之信之，其有不善不信亦化之，使为善为信，盖善信之德人性所固有，教之使复其初而已。故圣人之治天下兢兢然使人复其初，同安于朴素，浑其心谓不凿其浑沌之窍，孩之谓不失其赤子之心。王者为百姓所具瞻，上之所为，下必效之。^[93]

即是说，以无为之道治国就要使民“无为而自化”，让“民安其生，乐其业”。所以，高氏强调了顺自然之治理方法就是“自化”、“不扰”、“弃智”、“弃仁”、“弃德”等。

当然，在处理人天的关系中，人占有主导的地位，因此，人既要顺道之自然而弃私智，又要发挥人之主观能动作用。

清阳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四大一涵三，王即人也，人为天地心。”^[94]即是说，人在顺自然而治的过程中占有主导的地位，如果治理天下的人能视他的治民如万物之自然的一部分，像尊重自然一样珍视每个人，则可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则天下必大治。因此，圣人顺乎自然而不弃人弃物:“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袭明者因其自然。”^[95]

江希张也说:“凡道家的人多半其仁皆藏在内，外面不现，天下人可以救就救，不可以救就听其自然，以待天时。”^[96]即是说，顺自然之治并不排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只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以“听其自然”为前提。

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得先进的士大夫们认识到了现行的各种制度的落后，认识到了中国要想富强，就必须改革不合理的落后的社会制度。近代老学力赞上古之治道，其实质就是否定当世的治道，要为它的改革主张找到理论上的依据。

宋翔凤的《老子章义》在解释“万物作焉而不辞”时说:“作，始也。辞与治同。《说文解字》:辞，治也。所谓治者，理其乱也，万物之始有善无恶，则不能乱，故不治也。”其意思是说，上古时因为无乱，所以无须治。这种无须治的境界，当然是最好的治境。

江希张说:“后天有名色的，皆不足以为道的本体，但虽不足为道的本体，要纯乎先天也无有功用，无后天就不足以成先天。后天的尽处就是先天，先天后天是相循环的。这先后循环的交关处，便生出徼妙。圣人观好了这徼妙，本先天以用后天，却不染着于后天，所以处无为的事，自然能以恭己而治，行不言的教，自然能以过化存神。万物虽纷纷并生，我却顺着他生成的本性，自然教他并育不害。”^[97]这就是说，改革就要“复太古之治”，改革就要复“先天之纯”而去“后天之名色”，要“本先天以用后天，却不染着于后天”。

近代之弊就在于一人专制之制度，因此，本着“本先天以用后天”的精神，就必须对其进行改革。江希张说:

天下的大权，是天下人最尊贵的宝器，岂可为一人所私有，夺一人的微物，人尚不肯退让，夺天下人的宝器，天下人岂能甘心，所以老子止人的贪心说，天下神器不可一人私有的，要强据为私物，必然失败。因为神器，是保持天下治安，人民幸福的，若为一人私用，必至播恶于众，为祸天下。即使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一人的智虑有限，天下的事理无穷，况说天下的地理，有寒暖肥薄的不同，人情有强弱智愚的不同，风俗有文明野蛮的不同，一人专制如何行?^[98]

其意是说，一人专制是“夺天下人的宝器”，而“一人的智虑有限，天下的事理无穷”，因此，天下之大权不能为一人所私有，而需为天下人所共有，以顺应社会发展这本原，这就要求废除一人专制之制度。可见，近代中国的封建制度已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与进步，要摆脱中国的危机及实现中国的富强就必须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而近代老学顺应社会发展的思想正好为中国近代进行社会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