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救世要靠积极有为

《老子》从“道生万物”、“道无为而无不为”的“道”论出发，认为万物的存在与发展皆要遵循自然无为之道。魏源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对《老子》之“自然无为”进行了新诠释，并将《老子》之本义与近代主体意识的觉醒相结合，宣扬人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说:

人定胜天，既可转贵富寿为贫贱夭，则贫贱夭亦可转为贵富寿……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

技可进乎道，艺可通乎神，中人可易为上智，凡夫可以祈天永命，造化自我命焉。^[33]

魏源认为，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便可使“贫贱夭”转化为“富贵寿”;只要肯下工夫去掌握改造客观世界的“技”与“艺”，就能在自然和社会的造化中确认起自己的主体自觉意识。

魏源认为老子之“自然”是“恒因而不倡，迫而后动，不先事而为”，老子之“无为治天下”是“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34]。也就是说，其“自然”不是“混荡为自然”，其“无为”也不是“枯坐拱手”。魏源对比了西汉和魏晋社会，认为“晋人以庄为老，而汉人以老为老”。^[35]从而肯定了汉代“以老治国”，而否定了魏晋的“以庄治国”。可见，魏源主张的“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举动得时，事半功倍地治理国家。

在魏源看来，“有”与“无”、“治”与“不治”本来是相互依存的，双方中失去一方，另一方必不能独存，强调一方，实质上也就强调了另一方。因此，他引《老子》之语并解释说:

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非不知有无之不可离，然以有之为利，天下知之，而无之为用，天下不知，故恒讬指于无名，藏用于不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36]

又引李嘉谟的话说:

有中之有，众皆以为有，而不知尽妄也;无中之有，人所不知，而不知其有至真也。惟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无而亡。圣人之所以能观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然，以其体于至无。故能观众有也。^[37]

再引吴澄的话说:

盖善行者以不行为行，善言者以不言为言，善计善闭善结者以不用为用，则圣人之救物，亦不救为救。既以不救为救，则无救之之迹，常若什袭掩蔽而众莫能知者，故曰袭明。^[38]

从上述三段话可见，魏源认为《老子》强调“无为”正是为了“有为”，《老子》强调“不治”正是为了更好地“治理”，“无为”、“不治”只是手段，“有为”、“治理”才是目的。

魏源认为，“有为”包括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适当的“作为”及对“无为”的努力。他引《后汉书·黄霸传》之语“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说:

其言本此，而意实不同，事有太过者去之，小而无害，则不必改作，此汉人之意也，物有固然，不可强为事有适当，不可复过，此老子之本意也。^[39](www.daowen.com)

这里，魏源强调了不“太过”、“适当”的“作为”。他还说:

功惟不居故不去，名惟不争故莫争;图难于易，故终无难;不贵难得之货，而非弃有用之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尝不用兵也;去甚去奢去泰，非并常事去之也;治大国若烹小鲜，但不伤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为进，以胜为不美，以无用为用;孰谓无为不足治天下乎?^[40]

这就明确指出，《老子》主张的“自然无为”并不是消极的无所作为，而是在“去甚、去奢、去泰”的前提下，以不争为争、不胜为胜为策略，从事情的反向用力，最终实现事物朝着正向发展的积极有为。

魏源还引苏辙的话说:“道常者无所不为，而无为之之意耳。”^[41]这里的“无为”的目的在于守“道”，而“道”又“无所不为”，因而“无为”最终是要实现遵循“道”的前提下的“无所不为”。魏源还说:“无为之为，民返于朴而不自知，夫安有不治哉?”^[42]这说明“无为”本身就是一种“有为”。

贯穿于魏源“无为而治”的两个重点内容是“无欲”和“减省刑法”。魏源说:

无为之道，必自无欲始也。

反本则无欲，无欲则致柔，故无为而无不为，以是读太古书，庶几哉!庶几哉!^[43]

圣人无为无欲，而民从之速。

上无欲，而民自述《老子》。^[44]

在魏源看来，“无为”、“无欲”必须从统治者开始才能产生效果。因此，魏源主张体察民情，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

可见，魏源一方面主张遵循“道”的规律，即“自然无为”规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更强调人应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到积极有为。魏源所理解的“自然无为”，不仅大大克服了老子的消极因素，而且始终浸润着一种“无为而治”与“救世”、“经世致用”、忧患意识相结合的时代气息。

在19世纪中国社会处于一个社会大动荡、历史大转变的时代，以汉学和宋学两大派别为主干的儒学思想体系已经不能应付正在面临的社会危机，而当时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又无法提供新的理论武器的情况下，魏源积极发掘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老子》思想的社会功能，以弥补儒学的不足，并主张对中国社会进行全面的改革，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发展成为积极“有为”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魏源的爱国主义精神。魏源的这些努力，一方面拓展了晚清学术研究的视野，另一方面也从哲学层面印证了士大夫改革派的变革主张和改革实践，对探索中国的富强之路有重大的启迪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魏源的《老子》研究具有学术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魏源从“经世致用”出发，并带着一种历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去解读《老子》的社会政治价值，并将自己的“救世”的情怀与构想注入其《老子本义》中，实现了对老子思想的超越。魏源对《老子》的这种解读，不仅把“通经致用”扩展到“通子致用”，影响了晚清学术风气的转变，而且也开启了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新阶段。

此外，魏源在《老子本义》中特别注重从历史发展和人民的意愿这两方面去阐释《老子》的意蕴。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45]这里的“人情”即人心的归向，亦即是众人的意志力量。也就是说，凡是不符合众人意志要求的体制必须要改变，凡是符合众人意志要求的体制则不能改变。这就把历史的发展与民众的意志联系在一起，这种新解说又近似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观，因此具有较为深刻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