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子》是救世之书

魏源认为，《老子》之书的产生是“救世”、“救时”的需要，是时代的产物。认为老子撰写《老子》的目的在于“以太古之治，矫末世之弊”^[9]。在他看来，老子生活的时代不是太古之世，而是“弊极”之“末世”，而“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人以独善之难为也，而不知秉彝之不改也”^[10]。这里所说的“末世”，即指老子所生活的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魏源认为，由于对春秋末年各种社会异化现象的不满，促成了老子对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即所谓“吏隐静观，深疾末世用礼之失，疾之甚则思古益笃，思之笃则求之益深。怀德抱道，白首而后著书，其意不返斯世于太古淳朴不止也”^[11]。但是魏源指出，老子并没有因为当时社会的黑暗而失去信心，相反，世道之乱倒是激活了他的信心和力量。于是老子虽已满头白发，仍奋笔疾书，向后人阐明其“真常不变之道”，阐述“道”的永恒存在，及与“道”共存的万物的永恒存在。从而论证了中国社会不会灭亡，它将与“道”并存，并在“道”的引导与庇荫下健康发展。

魏源从“经世致用”的愿望出发，在《老子本义》中一开始就把《老子》之书当作是“救世”的工具，如他说:“《老子》，救世之书也。”^[12]接着，他解释《老子》中的“道”说:“盖道无而已，真常者指其无之实。而元妙则赞其常之无也。老子见学术日歧，滞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13]之后，魏源在《老子本义》中反复强调了其“救世”的思想。他说:

老子著书，明道救世。^[14]

此老子悯时救世之心也。^[15]

老子知己道不行，悯世乱之不救，欲绝其本源，以救末流之弊。^[16]

圣人之救物，亦以不救为救，圣人无救，是以善救。^[17](www.daowen.com)

圣人之于天下，非特容之，又兼救之。^[18]

老子著书，将以导世，故下文专为侯王言之。^[19]

魏源还用历史事实证实了他的论点，他指出:“曹参、文、景，斩雕为朴，网漏吞舟，而天下化之。”^[20]“曹参，盖公沐之清风而清静以治。”^[21]魏源认为，《老子》的思想“上之可以明道，中之可以治身，推之可以治人。其言常通于是三者”^[22]。即使在衰败的“末世”，《老子》之书也能使其起死回生，走向大治。因此魏源说:“老子道，太古道，书，太古书也，然则太古之道徒无用于世乎，抑世可太古而人不之用乎?曰:圣人经世之书，而老子救世书也，使生成周比户可封之时，则亦嘿尔己矣。一旦清凉和解之，渐进饮食而勿药自愈，盖病因药发者，则不药亦得中医与至人我病之说，势易而道同也。”^[23]所以，魏源主张用老子之学治世，且认为老子的思想可运用于汉唐时代，也可运用于“成周”时代，当然也可运用于今世。

在《老子本义》中，魏源将“无为”划分为“太古之无为”、“中古之无为”、“末世之无为”几个阶段。他说:

孰谓末世与太古如梦觉不相入乎?今夫赤子乳哺时，知识未开，呵禁无用，此太古之无为也。逮长天真未漓，则无窦以嗜欲，无芽其机智，此中古之无为也。及有过而渐喻之，感悟之，无迫束以决裂，此末世之无为也。时不同，无为亦不同。而太古心未尝一日废，夫岂形如木偶而化驰若神哉，老氏书赅古今，通上下，上焉者义皇关尹治之以明道，中焉者良参文景治之以济世，下焉者明太祖诵民不畏死而心灭，宋太祖闻佳兵不祥之戒而动色，是也。^[24]

这里的“末世”即是魏源生活的那个昏暗腐败的晚清时代。他以人从孩提到成年的成长过程为例，来阐明“无为”的不同发展阶段，认为“太古”、“中古”之世的“无为”是“知识未开”、“天真未漓”，人们不具有自我反思的能力，而到末世之“无为”，人们则具备了从自己的过错中得到一种感悟和理喻的能力。魏源之所以说到“感悟”和“理喻”，就是要劝导时人，特别是统治者要正视当时中国积贫积弱的严重现实，自觉地确立一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并用这种忧患意识去促进那个时代的精神觉醒，以改变昏暗的社会状况，使民族因此而复兴，国家因此而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