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老学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

近代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危机，先进的士大夫们都积极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以儒学为主体的经世致用之风日益盛行，在儒学经世学风的影响和带动下，很多学者逐渐将精力转移到子学致用的研究上，而老学的研究尤为突出。

道、咸年间的学者宗稷辰认为，老庄不但无害于天下，而且“有圣人者节而取之，天下即至不齐，犹得用其意以济王道之穷。故得力于老者可以理旦平之天下，使之息争;得力于庄者可以理将乱之天下，使之饵衅……后世有救时之责者，慎毋局于王道之畦珍而薄老庄为无用也”。^[5]

黄彭年也认为，研究《老子》，“究道德之本旨，于以窥先王制礼之本原，其于君南面之术庶有裨乎”?^[6](www.daowen.com)

可见，晚清学者都认为老学有“救世”之用，所以，正如刘仲华所说:“清代学者极力将老子拉到经世致用、入世的位置上来，而很少以之逃避世俗或者发表不满言论的凭借。”^[7]

在中华民族处于极度危机的近代，老学的经世精神更是被加倍地激活，其“救世”功效甚至比儒学更强。如魏源认为秦汉以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百家又往而不返，五谷黄稗，同归无成，悲夫!知以不忍不敢为学，则仁义之实行其间焉可也”^[8]。即认为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功能在逐渐衰弱，而老子的救世功能却日益显露，老子的经世致用的功能将逐渐取代儒学的经世致用功能，即行老子“不忍不敢”之学，则儒家“仁义”之道随之而至了。可见，正是时势的要求和学者们的倡导，使得近代的老学成为一专门“经世致用”的“救世”之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先进的士大夫们在探求中国及其文化出路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中国文化的不足及西方文化的长处，因此，他们主张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的改造，而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的前提。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精华与糟粕并存，而西方文化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很多优点，尤其是其科学与民主的因素，正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当然，西方文化也有许多糟粕。因此，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进行“扬弃”的过程。而且，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革还必须找到改革的理论依据，于是，一方面他们积极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寻找改革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易》、《春秋》、《老子》的中国古代变易思想与近代西方的进化论相附会。其中，老学在附会西方文化及推动社会改革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说，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使近代老学偏重于义理研究，也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使近代老学走了与西方学术相结合的道路，故也是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大大地推动了近代老学的发展。这方面的内容将在后面专章论述，在此章里暂不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