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对立统一之道

魏源认为“道”是贵与贱、高与下、有与无、动与静、实与虚、我与彼的矛盾统一体。他引李嘉谟之语说:“贵以贱为本，有以无为用，此其反也。盖极其致皆有生于无也，是未尝不一也，若不知一则必自异，自异则必绝物，侯王绝物，物亦绝之矣。”又引李贽的话说:“侯王不知致一之道，与庶人等，故不免以贵自高，高者必蹶下其基也，下则能贱矣。何则致一之理，庶人非贱，侯王非贵，侯王庶人，人但见其有贵有贱，有高有下，而不知其致之一也。夫贵高与贱下相反，而一之者何哉?盖所谓侯王者，亦人见之为侯王耳，若推其极致，则积众贱而成贵，分数之初，无贵之可言，积众下而成高，分数之初无高之可言，如会众材而成车，分数之本，无车之可言，至于无贵贱高下之可言，则岂但以贱为本，下为基而已邪，盖并我而无之矣，无我则无物，无我无物则无高无下，无贵无贱。如此则高与下一也。贵与贱一也。彼与我一也，无往而不无，则无往而不一，然则人之见其相反者，道之动也，人所见其弱者，乃道之用也。盖动本于静，有本于无，不独车之体生于无，即天地万物之体亦生于无，无与有极反，故体道者亦与徇有者相反。徇有者强而体无者弱，不能体其无，虽欲守柔而不能也。故有我无我之间，此得一不得一之所由别也。”^[69]并引李嘉谟之语说:“故无味之味是为至味，终身甘之而不厌，希声之声，是为大音，终身听之而不烦，无象之象，是为大象，终身执以用之而无害。”^[70]这里魏源将“贵”与“贱”、“高”与“下”、“有”与“无”、“实”与“虚”、“彼”与“我”、“至味”与“无味”、“大音”与“希声”、“大象”与“无象”统一了起来，并认为“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矛盾统一体，且在这个统一平衡体中，其根本不是“贵”、“高”、“有”、“实”、“动”，“我”等，而是“贱”、“下”、“无”、“静”、“虚”、“彼”等。(www.daowen.com)

那么在这个统一体中，老子为什么偏爱“贱”、“下”、“无”、“静”、“虚”、“彼”等的一方呢?魏源进一步说明道:“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非不知有无之不可离，然以有之为利，天下知之，而无之为用，天下不知，故恒讬指于无名，藏用于不见，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71]这里魏源说明了老子偏爱后者的原因是“以有之为利，天下知之，而无之为用，天下不知”。魏源还举例说明了“无之为用”的重要性，他引吴澄的话说:“器以贮物，室以居人，车以载重致远，皆所以为天下利，利在有也，然车以转轴为用，器以容物为用，室以出入通明为用，皆在于空虚无碍之处，人之腹实而心虚，亦犹是也。”^[72]这里用“车”、“器”、“室”、“人”之“空虚”，说明了“无之为用”的重要性。“虚无”是“道”的特性，“无”又产生“有”，“无”中蕴含着“有”。故魏源引李嘉谟之语说:“惟其真而不假，故不以有而存，不以无而亡。圣人之所以能观群有之始，而知群有之所由然，以其体于至无，故能观众有也。”^[73]这里则说明“道”是超乎“有”、“无”并包含着“有”、“无”的统一体。只有把握“至无”，才能观乎“有”。故善行者不行，善言者不言，善救者不救。为此，魏源引吴澄之语说:“善行、善言、善计、善闭、善结、善救人、善救物，此七者，圣人不可名之善也，善人不善人，二者此常人两可名之善不善也，不彰其不可名之名者，是谓袭明;不分其两可名之名者，是谓要妙，盖善行者以不行为行，善言者以不言为言，善计善闭善结者以不用为用，则圣人之救物，亦不救为救。既以不救为救，则无救之之迹，常若什袭掩蔽而众莫能知者，故曰袭明。”又引李贽之语说:“自谓有法可以救人，是弃人也。圣人无救，是以善救。然则无关者善闭，无约者善结，无策者善计，无谪善言，无迹善行，可知矣。”^[74]这些都说明了在对立统一的双方中为什么要强调事物的反面并从其反面着手解决问题的道理。因为事物对立的双方是并存的，一方存在，则另一方必然存在。故强调了事物的反面，也就强调了事物的正面。而直接强调事物的正面往往过于显痕露迹，招致阻力，故不如强调事物反面那么隐蔽，那么高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