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近代老学的著名研究者
近代老学研究者中有很多著名的学者,现仅选具有代表性的学者作一简要介绍:
魏源,青少年时代就受到湖南“经世致用”之理学的影响,接受了今文经学,注重经学的“微言大义”,且“留意经济之学”。但他在从儒家经典苦苦寻找治国方略的过程中发现,“内圣外王”之学已无力挽救中国之危局,于是他扩大了其研究范围,把学术重点由经学转向子学。他认真地研究了《老子》,撰《老子本义》,大胆地肯定《老子》的社会价值,视《老子》为“救世之书”。这样,魏源就把通“经”致用发展到通“子”致用。魏源是第一个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杰出思想家,他不仅主张向西方学习制造船舰、枪炮、火药等科技,还主张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他在其《海国图志》叙言中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他敢于正视现实,将视野从国内转向国外,将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开创了中学与西学融合、向西方学习、向资本主义世界探索救国真理的一代新风。
刘师培,一生留下的著作有74种之多,在近代学术界,堪称一代学术大师。刘师培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名将中、西文化相结合的著名学者,他非常注重将西方学说引入中国传统文化来研究中国近代的社会,如他将西方的“契约论”引入《老子》的思想,撰写了《中国民约精义》,认为《老子》中有与近代西方相同的“人权”、“平等”、“自由”等思想;又作《周末学术史序》,对诸子学术尤其是老子学术以西学角度进行比较研究,认为道家学说比较注重透过事物现象去抓住事物的本质,与西方社会学派有相同之处。在小学研究方面,刘师培认为,后世《老子》诸本,在文字上多有异同;认为《老子》古本及汉注今既不传,欲稽古说,惟资诸子。因此,可据秦汉古籍的《老子》引文来判定其是非,即主张利用先秦诸子对《老子》的解释来理解《老子》话语的意思。诸子而外,则他籍文同《老子》而汉儒作解者,亦足匡王弼诸家之缺。由此刘氏得出一个通则:凡与古籍所引相合者,均属未改之本。刘师培撰《老子校补》,正是根据这一通则对《老子》进行校补的。其态度之严瑾,方法之科学,考证力度之强劲,对后来学者都有一定的影响。
严复,是20世纪初的中国关于西方思想的最大权威。严复少时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14岁时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毕业后被派往英国留学。回国后,严复以毕生之精力翻释西学专著,以期“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肆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等。严复还在天津《直报》上先后发表了《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等四篇文章,倡导西学,希图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引进到中国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使中国成为天演过程中强有力的竞争者。[3]严复认为,社会制度的完美是在优秀的思想文化的主导作用下形成与保持的。因此,他将救世的根本落在了自由与民主的精神上,一方面极力宣传西方的进步思想,另一方面又努力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契合点。他遍寻中国传统的众多典籍,发现《老子》思想是可以与西方的进化发展观及自由民主精神相联系的,于是撰写了《老子道德经评点》。严复认为《老子》具有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而这是使一个民族达到富强,以适应天演进化的必由之路。严复的《老子道德经评点》是古今、中西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老学发展及质变的代表作。
滕云山,号浮山道人。他参考《庄子》以解《老子》,认为“《庄子》一书乃《老子》之注疏”。并参考晋王弼之注本及明代德清和尚之注本而注解《老子》,“以两家为一,得其体一,得其用以折衷”[4]。他所著的《道德经浅注》是一部融会了《庄子》、王弼注本及德清和尚注本思想的代表作。
刘鼐和,自幼喜《老子》之书,是民国时期用西洋学术会通《老子》的又一著名学者。他著《新解老》一书,认为历代注解《老子》者都未能完全揭示“五千言之真谛”,各家“有以儒家法注老者而不知老之非儒也,有以佛家法注老者而不知老之非佛也”[5]。且认为解老必须与时势相结合才能真正领会《老子》之真义,因此,在“西洋学理浸灌中国之时”,刘鼐和遂将西洋之学融入到《老子》之中来阐释《老子》之含义,其解老之法,会通了西学,但“决不从西人哲学出”,故他称自己的解老为“新解老”。(www.daowen.com)
江希张,是民国时期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据说他天生有异禀,一二岁时能识字,三四岁时能弄翰墨,五六岁就能注释经书。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这样一个人是受神的启迪的,因而,他被称为“江神童”、“民国第一神童”。他先后著有《四书白话解说》、《息战》、《大千图说》、《道德经白话解说》等书。其时白话文刚刚在社会上开始流行,江神童之《道德经白话解说》可谓是白话注解道德经的一部力作。书中提倡老子“道德”,反映了在战祸频仍的民国时期,人们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发挥了《道德经》积极的现实意义,因而在当时的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为道教界人士所推崇。
李涵虚,清咸丰年间道士。喜好仙道,潜修数载,颇通丹法。他认为只有多读经书,才知仙道不虚,仙道可求。他将陆西星的《道缘汇录》、《宾翁自记》整理成为《海山仙迹》,并重订《吕祖年谱》,依东派陆西星并沿袭其丹法而继承之。又托言于张三丰,著《太上十三经注解》、《无根树注解》、《三车秘旨》,还编辑和刊印《张三丰全集》。因李涵虚将张三丰丹法与钟吕道法会合,故与东派又不尽相同,属内丹南宗阴阳派西派。其《道德经注释》的一个突出的主旨,就是以内丹理论去解释老子《道德经》中养生思想。
黄裳,又名黄元吉,为清代著名养生学家、传统内丹功宗师。他为博学鸿儒,深究经史,兼精佛乘。曾遍游名山胜地,终于获得异人传授道门心法真诀而入道。清道光、咸丰年间,于四川自贡、富顺、荣县等地,设馆授徒十余载,朝夕讲解老子《道德经》,并传授道门真法,门人有数千之多,亲撰《道德经注释》一书,门人又将其语录集成《乐育堂语录》,流传于世。此二书集儒、释、道三家之精义,具有很高的价值,陈樱宁先生称其为“道门必读之书”。
杨文会,出身儒士世家,童蒙受教经史子集,26岁的那年,因病困卧于安徽老家,百无聊赖之际,他顺手摸起床头的一本书,半躺在床上翻了翻:《大乘起信论》,才第一次惊奇地发现除了儒学竟还有佛学这个奥妙无穷的世界。佛教缜密的思维、博大的胸怀、神奇的境界无不让他心驰神往。可是,佛教至清末已经衰微,于是,他决心重振中国的佛教事业,遂成为中国近代的佛学大家。他用佛家思想解释《老子》,著《道德经发隐》。
俞樾,道光三十年进士,曾主讲苏州紫阳、上海求志、德清清溪、归安龙湖、杭州话经精舍等书院,刻子书二十四种,海内均以此为善本。俞樾学问渊博,治学严谨,一生著述颇丰,总称《春在堂全书》。其治经宗王念孙父子,但又有所发明。《群经平议》、《诸子平议》、《古书疑义举例》三书,是他的代表作。在老学研究方面,他著《老子平议》,体现了他在文字训诂方面深厚的根底。
孙诒让,一生著述八十余种,其中,以《名原》、《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古籀余论》、《老子札迻》、《温州经籍志》等最为重要。孙先生在治学方法上往往以文字训诂为基础,以探索典章制度的实际情况,而诸子是其文学典章的验证资料;反过来,孙氏又以典章制度、诸子以证文字,如连环相绕,经常是不能分割的。孙先生从小就遵从严父的教训,“敬恭桑梓”、以“道经治用”为风习,并受地方风气影响,做一些有关地方文献之学,又别开生面从文字训诂入手,因而成为清儒主流中最后一位大师。其《老子札迻》显示了在文字训诂方面的深厚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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