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代诸子学的兴盛与老学的繁荣

中国文化的危机实质上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危机，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危机。而儒家文化的危机却为儒家以外的中国文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学术的发展需要竞争，中国学术最辉煌的时期，一般是国家动荡、统治者对文化控制得较松的时期。这样的时期，各种思想学说纷立并起，从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故黄爱平先生称:“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文化产生、发展的漫长进程中，曾经出现过两个辉煌灿烂的历史时期，一个是春秋战国，还有一个是明清之际。前者正值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伴随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思想文化领域内诸子各家学说蜂出并起……由此而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第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而明清之际，同样也是中国社会发生急遽变动的历史时期，朝代更迭，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很多的思想家、学者站在瞬息变化的社会潮流的前面，深刻地观察现实，批判地总结过去，抒发新颖的思想观点，提出不同的学术主张，设计各种各样的救世方案，整个学术思想界风起云涌，异彩纷呈，一派繁荣热烈的景象，堪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相媲美。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之际各种思想主张共同汇成实学思潮交响乐中，先秦诸子学的复兴，构成了其中一个跃动的独特音符。”^[65]可见，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术辉煌灿烂的时期，往往是社会动荡与变革的时期，中国的学术辉煌往往借助诸子争鸣为动力，诸子复兴发展之际，即是中国思想学术进一步发展之时。近代的中国更是一个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及西学的传入，打乱了传统的统治秩序，也冲破了传统文化的固有体系，儒家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显示了较大的落后性，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也为传统文化的优化组合提供了契机。国家的命运和时代的呼唤要求中国的思想学术必须要有大的发展，必须走出儒家独尊的牢笼，这为诸子学的再度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之相适应，先进的中国思想家、学者以挽救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为己任，他们除了在儒学中积极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外，还将大量的精力投放在研究中国的诸子百家学说上，以期集中国文化之精华，去抗衡西方的近代文化，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近代诸子学发展的主要原因。

近代诸子学的发展还与当时的社会变革有着密切联系。经世致用的需要使学术风气实现了从以考据为主到以义理为主的转变。社会变革的对象是现行的社会制度及支持这种制度的文化，因而封建专制制度及儒家文化成为当时社会变革的主要对象。一批有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或以诸子学说批判传统政教社会的弊端，或从诸子学说里寻求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周秦诸子为古今学术一大总结”，以子学为国粹，将民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诸子学身上，甚至将孔子降为“诸子”的一种，力图通过清理“周末诸子政教”，以保国教民。儒学与封建政权联系密切，诸子学则与封建政权的关系较为平淡。而中国文化要得到充分发展，除了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粹外，还必须吸纳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由于儒家文化具有较强的封建性，而与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文化有着极大的排斥性，于是，诸子学能较儒学更加充分地吸纳西方文化，将自己融入到西方文化之中而成为会通西方文化的急先锋，成为近代学术的先声，故国粹派学者邓实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而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66]正因为诸子学能更好更快地适应时代的需要及近代文化发展的需要，所以诸子学在近代受到空前的重视，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老学又为诸子之首，于是，老学也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近代“新学”的兴起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的否定，它对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进行了重新“洗牌”，其中儒家的封建性因素被唾弃，而诸子尤其是老子思想中自然无为及反专制的思想正好适应了社会变革的时代发展要求，因而成为近代“新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诸子学的大发展，也是清代考据学继续发展的结果。自乾嘉考据学兴起以来，以子证经、以子证史的考证方法日益盛行。虽说以子证经、证史的考证方法并非乾嘉学派所独有，但伴随着清代学术潮流向传统经学的回归，推本原始成为学者们的普遍追求。出于考证六经以及古史的需要，先秦诸子以其时代与六经、上古同时或相近而独具其价值，并由此而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因此，清代在考经、证史之时，大多十分认可并主张利用先秦诸子的材料。于是，诸子学研究蔚然成风，其流风所及，一直延续至近代。此外，乾嘉时期由于考据学以子证经、证史的需要，子书得到了大量的整理，这为近代诸子学的发展及老学的繁荣提供了条件。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390页。

[2]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三联书店1958年，第86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02页。

[4]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416页。

[5]《第二次鸦片战争》，三联书店1965年，第15页。

[6]《皇朝政典类纂》第490卷外交26，《传教事例》第9页。

[7]《皇朝政典类纂》第490卷外交26，《传教事例》第11页。

[8]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13页。

[9]《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19页。

[1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第157页。

[11]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义和团》(一)第34页。

[12]《上谕》，《义和团》(四)第88页。

[13]《义和团》(四)，第245、246页。

[14]《义和团》(四)，第224页。

[15]章开源:《辛亥革命》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1页。

[16]《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92页。

[17]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2分册，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698页。

[18]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9页。

[19]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54年。

[20]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54年。

[21]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09页。

[22]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

[23]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远生遗著》(卷1)，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54-155页。

[2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1077页。

[25]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68页。

[26]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四)，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第17页。

[27]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四)，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刻本，第11页。

[28]陈旭麓:《近代中国的新陈代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134页。

[29]《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30]《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4页。

[31]《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中华书局1964年，第14页。(www.daowen.com)

[32]《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154页。

[33]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载《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76-77页。

[34]张之洞:《劝学篇》，《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220、224页。

[35]叶德辉:《读西学书法书后》，《翼教丛编》(卷四)，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70页。

[36]叶德辉:《正界篇》下，《翼教丛编》(卷四)，文海出版社1971年，第31页。

[37]刘行宜:《卢木斋、卢慎之兄弟》，《天津文史资料》(第1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6-107页。

[38]《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915页。

[39]冯友兰:《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44页。

[40]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

[41]梁启超:《康有为传》，《戊戌变法》(四)，第12页。

[42]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43]康有为:《公车上请变通科举折》，《戊戌变法》(二)，第345-346页。

[44]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4页。

[45]《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第一折，光绪二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

[46]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第33页。

[47]曹跃明:《梁漱溟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48]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见《自然科学争鸣杂志》1972年第4期，第16页。

[49]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50]《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884、885页。

[5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华书局1954年，第59页。

[52]梁启超:《莅广东同乡茶话会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

[53]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第30页。

[54]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1997年，第33页。

[55]李双璧:《从经世到启蒙———近代变革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中国展望出版社1992年，第218页。

[56]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5页。

[57]王先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续论》，南开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8页。

[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3页。

[59]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卷下)，上海书店2002年，第67页。

[6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第71页。

[61]陈炽:《庸书》卷七，转引自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页。

[62]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16页。

[63]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9页。

[64]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言治》，1918年第3期。

[65]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66]邓实:《古学复兴论》，见《国粹学报》(第1册)，190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