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融合与近代新学的兴起

中国文化是由中国多民族、多地域的各种文化汇集而成的一种开放型文化，它一直靠着这种开放性来优化自己而成为世界闻名的文化，因此，吸纳其他先进文化与对外传播自己是中国文化一贯的传统。在从秦至清大约200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亚洲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中国文明强烈地影响着亚洲各国，日本、朝鲜和后来独立的越南，均以中国为文化母国，大规模地受容中国文化。强盛深厚的中国文化还以强大的辐射力影响着世界文明的进程。指南针、造纸术、火药和活字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技术成果。马克思精辟地论述道:“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推动力。”^[48]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西方列强用武力改变了中国人民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条件;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出现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交往形式、社会生活方式、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传统的闭锁的文化体系被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走出大一统的封闭格局而直面世界文明变动大势。所以说:“所经之世的变化，是所用之学变化的根源，同时世之变化的方向和原因，也就成为学术文化之所变的原动力。”^[49]

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对的问题不再是传统生活中人们所熟知的问题，传统文化的人生经验积累也缺乏补救之方，致用求实的精神促使经世派不断探索。如林则徐亲历了鸦片战争，他总结道:“彼之火炮远及十里以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则徐因此得出战胜敌人须“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结论。^[50]他意识到，要对付外国侵略者，必须了解外国情况，学习外国长处。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先进的士大夫们就“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期所谓经世之学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51]。可见，经世的目的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促使中国的士大夫们去接受西学，从而引起了中国“新学”的诞生与发展，也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因此，梁启超说:“大抵一社会之进步，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52]

所谓“新学”，是既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区别于从西方引进的资本主义文化，而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粹与从西方引入到中国来的先进的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新的近代中国文化。简言之，“新学”就是“中学”与“西学”相结合而成的新学术。相对于新学而言，旧学是特指一切不能适应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和发展趋向的学术文化。传统文化的基质是封建文化，而近代中国文化“其构成除去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新文化”^[53]。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内核就是与传统文化内核“纲常伦理”相对的“科学”与“民主”。纵观近代社会文化的发展历史，其主线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来反对封建的纲常伦理，正是当时新旧文化斗争的焦点。这种斗争一直延续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54]。“戊戌后维新思潮的思想形态有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新学的形成。新学与西学不同，它是中国化了的东方版西学，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新学实乃西学与中国传统经世之学相结合的产物。”^[55]可见，“新学”的发展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解体和西方文化大量融进中国文化。所以说“西方文化的冲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体起了催化的作用”^[56]。“西学的冲击，一方面激活了传统中学中的文化因素，使之与时代的变动相结合，形成主动追随时代进步的风尚;另一方面，西方文化本身的科学和民主因素，也逐步纳入中国传统文化之内，构成了晚清社会文化由旧趋新的基质。”^[57](www.daowen.com)

“新学”的发展历史也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的近代文化相互碰撞、相互冲突，又相互融通的历史。其早期表现形式就是“中体西用”，即将“中体”与“西用”相结合。在封建主义充斥的天地里，欲破启禁锢，引入若干资本主义文化，除了“中体西用”外，还不可能提出另一种更好的宗旨。如果没有“中体”作为前提，“西用”无所依托，它在中国是进不了门，落不了户的。马克思曾说过:“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58]“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史一个特殊的命题，它既表述了中国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客观要求，又体现了中国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局限性。为了挽救中国的文化危机，先进的士大夫们都积极地在中国文化中寻找向西学学习的理论依据，冯桂芬在其《校邠庐抗议》中说:“孔子作《春秋》，有取于百二十国宝书。伊古儒者，未有不博古而兼通今，综上下纵横以为学者也。”“昔郑公孙挥知四国之为，子产能举晋实沈台骀之故，列国犹有其人，何以中华大一统之邦而无之乎?亦学士之羞也。”^[59]意思是说，学他技之长为己所用，是中国文化之传统，儒士应以研究列国，明谙列国为能事。遂提出了“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继之，身处中西交际之局的李鸿章、郭嵩焘、薛福成也先后以不同的言词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七八十年代以后，论者渐多，王韬、郑观应、邵作舟、沈寿康、孙家鼐、盛宣怀诸人往往本之同一旨趣，或引申发挥，或就事议论。“中体西用”成为一部分人的共识。洋务运动是中国人采取“西用”的一种自强运动，无论其形式、手段和内容，多半以学习西方列强为宗旨，也就是采取西方国家致富的道路，换句话来说，也就是一种西化的倾向。甲午以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一种流行语，“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60]。自60—90年代，凡谈时务、讲西学者，无分朝野，皆不出“中体西用”一途。

“新学”的发展，则使“西用”不断突破“中体”的局限，从而出现了资产阶级的维新改革思想及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思想。而此时的这些思想又被认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如陈炽说:“泰西议院之法，本古人悬鼗建铎闾师党正之遗意，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即孟子所称庶人在字者，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61]这是说，议院之法在中国早有雏形，引入西方议院之制度，正是继承和发扬了传统之法。于是，一切适应世界新潮流的新观念，在当时都可于古道求之。而“民主”与“科学”成为其最主要的内容。

中国的学者接受西方知识和认识西方思想制度，多半是由于间接的接触，而不是直接的体验，其领悟的过程，自然是不完全和不充分的，因此免不了一知半解，而以固有观念附会和弥缝其不完备的假设理论。就近代政治思想来说吧，如果就近代所引进的西方政治观念一一考察，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会同融合的事实，这种融合代表了对外来知识的吸收和对固有观念的新的启示。若干新的观念传入，往往会经过或强或弱的激荡，以至在迎合与摒拒之间，引申出创新的东西，以及产生新与旧的化合与混同，而其终极则是完全变为自有的文化生命;如果对中国近代每个新的概念逐一地加以考察，大致可以发现一个共通的现象，那就是除了倡导者独立的创新观念之外，每当他们提倡和介绍西方的新思想时，往往混入中国传统的固有思想，两者渗透，十分自然，终至融合而不着痕迹。同时他们共同的了解，全然不是“西学中源”或“中体西用”的意味。^[62]因此，“晚清政治思想的形式，不是单纯的西化问题，而是传统文化新生延续的问题，不光是求新而且也有复古。它是以传统学识为基础，并吸收西方新知，融会贯通，而后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新观念”^[63]。可见，近代“新学”并不是将传统文化与西学简单地相加，它批判地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因而是一种既区别于中国传统文化，又别于西方文化的创新文化，它是一种只属于近代的中国文化。李大钊曾说:“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会，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64]这说明东西文化各有优点与缺陷，只有融中西文化为一体，“新学”才能成为更先进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