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文化的危机

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内容: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等。在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中国之前，中国文化一直居于世界文化的前列。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民族，从出世以来，轰轰烈烈，从未遇见敌手。”^[39]然而，自16世纪起，伴随着西方自然科学的兴起，中国文化在自然科学等方面渐渐地落后了。

首先，中国的教育制度落后于西方。中国的文化教育制度长期采用科举取士制度。与西方近代教育相比，中国的教育制度愈显得陈腐落后。鸦片战争前的清代教育，因袭传统的方式，以科举为主干，辅之以学校。与科举相应的各级各类学校，京师设有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另有宗学等贵族子弟学校及八旗子弟学校。地方儒学分府学、州学、县学。此外，各地还有国家设立的大小书院，未入学的儿童一般在私馆(私塾或村塾)就读，富贵之家则可聘请塾师在家教授子弟。有些地方为贫苦子弟设有义学或社学。然而，这些名目各异的学校只是科举制度的附庸，学制和教育内容完全服务于科举考试。而科举被时人认为是“天下最无补最无用”^[40]之学。八股文的禁锢使人们思想日趋褊狭、闭塞、僵化。科举制培养出来的人是“一无所志，一无所知，惟利禄之是慕，惟帖括之是学”^[41]。在“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之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艺为正业。因而，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封建统治的忠实卫士，而较少有一技之长的实用人才。而“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虽国戚亦与考试”^[42]。故其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各有专长的实用人才。其结果是在激烈的世界竞争中，“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只能“自求败亡”。^[43](www.daowen.com)

其次，中国士人的学习方法落后于西人。20世纪初，梁启超著《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他以资产阶级观点，批判了封建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即“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这种史学的弊病也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弊端。尽管作为传统中学的经世致用，具有直面现实的“入世”精神，但它固有的学术文化结构十分强固，经世的学术、原道、六部分类内容与近代包含分科知识体系的具有科学、民主内容意义的新学很难有相通之处。^[44]在方法上，经世学者讲究证据，注重归纳，却很少自觉地运用实验手段和数学语言，他们求治的目光过多地注重前代的政治经验，而很少着眼于建立当代的科学体系。他们所向往的是“君与师之统不分，士与民之薮不分，学与术之治不分，此所闻于经者也”^[45]。可见，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详细的分科，它缺乏实证精神而具有务虚的缺陷，因而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

再次，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本质上说是封建的文化，因而具有较大的落后性。“传统的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科学等具体文化部门，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儒学的从属科目。纲常伦理贯穿在文化的各个领域，成为它们的指导思想。”^[46]在这种文化里，体用是不分的:“在传统儒学思想，在朱熹哲学那里，体用是不可分的，不论是在实体与功能意义上，还是本质与现象意义上，皆具有体用一源，体用不二的特点。”^[47]即体为儒学，用亦为儒学。这种体用不分的封建文化，将学术与政治混二为一，这与资本主义文化职能的多样化相比无疑是落后的。封建文化落后于资本主义文化，决定了中国的被动挨打。面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文化束手无策，不能提出正确地解决中国危机的方案来，传统文化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中国文化的危机决定了中华民族的总危机。中国要想在世界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重构中国文化已成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