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西文化的冲突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向近代文化过渡、转变的历史，也就是传统与西化相斥、相纳的历史。费正清曾把中国近代史比喻成“两出巨型戏剧”:第一出是中西之间的文化对抗;第二出是这场对抗导引中国在“一场最巨大的革命中所发生的基本变化”^[22]，并由此而把中国近代史理解为“最广义的文化冲突”。民国初年，黄远生著文勾勒新旧思想冲突说:“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盖最初新说萌芽，曾文正、李文忠、张之襄之徒，位尊望重，纲纪人伦，若谓:彼之所有，枪炮工艺制造而已;政法伦理以及一切形而上之学，世界各国，莫我比伦。嗣后国势日削，祸辱臻迫，彼此比较之效，彰明较著。虽以孝钦顽嚣，亦不能不屈于新法，庚子之后，一复戊戌所变。其时新学髦俊，云集内外，势焰极张。乔木世臣，笃故缙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虽递嬗不同，要皆互为附庸，未有如今笃旧者高揭复古之帜，进化者力张反抗之军，色彩鲜明，两不相下也。且其争点，又复愈晰愈精，愈恢愈广。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思想上之争。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最后胜负，旦夕昭布。识者方忧恐悲危，以为国之大厉，实乃吾群进化之效。非有昔日之野战蛮争，今日何由得至本垒。盖吾人须知，新旧异同，其要点本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青之叶，非其本源所在。本源所在，在其思想。”^[23]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冲突从“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直至“思想上之争”，亦即从中西之间的形而下的论争发展到形而上的论争。这些论争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全面冲突。论争的目的虽在于如何维护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具有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性质，但其实质是封建的旧文化与资本主义新文化的冲突。

首先，中西文化的冲突表现在侵略与反侵略的冲突上。西方文化是夹杂在枪炮中传入中国的。西方国家向中国传入文化的目的在于彻底地征服中国。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说:“在我们的学校内，我们训练中国未来的教师和传教士……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强有力的影响。”^[24]在洋务运动以后兴办的学校里，常常聘用洋教习，这些洋教习往往运用这一特殊身份向学校施加影响或进行控制。教会势力还力图左右中国的教育改革，在1896年基督教会召开的“中华教育会”第二届年会上，有人露骨地宣称:“要以各种方式控制这个国家的教育改革运动，使之符合于纯粹的基督教利益。”中华教育会的职责就是为中国准备一个合理的教育制度，以“领导中国产生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25]帝国主义在中国兴办的近代教育意在培植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对中国青年进行奴化教育，以达到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目的，因而具有殖民主义的性质。

而中国之士大夫无论是主张学习西方文化还是主张抵制西方文化都是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出发的，具有反侵略的意味。如，洋务运动的直接起因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也有抵御帝国主义的目的。李鸿章曾说过:“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26]感到中国正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27]，传统的统治方法不能应付新的局势，认为只有学习西方的长技，才能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求得长治久安。而顽固守旧派抵制西方文化的法宝正在于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帜。正如陈旭麓先生所说:“复杂的问题在于，守卫祖宗之法是常常同民族主义，同爱国之情连在一起的，不合理的东西被合理的东西掩盖着，于是而能成为清议，成为公论。”^[28]守旧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且成为“公论”，正在于它“同爱国之情连在一起”。

其次，中西文化的冲突表现在传统与革新的冲突上。中国文化有二千多年的根基，并曾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世界文化中居于领先地位。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以自己的祖国有着先进的文化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中国人爱自己祖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爱自己先进的文化。因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人心中有着不易动摇的地位。而儒家文化长期在中国文化中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中国人将其看做是中国立国的根本。“我朝所以立国者，不过二帝三王之心法，周公孔子之学术”^[29]。因此，任何外来的文化进入中国，如果不与儒家文化相适应，则必将受到中国文化顽强的抵抗。(www.daowen.com)

鸦片战争后，中国文化已无力挽救危局，尽管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试图重新整合中国的传统文化，即将儒、道、释文化的精髓优化成一种新文化，但西方文化在很多方面仍然显示出较大的优越性。因而学习西方文化成为时代与时局的需要。这就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排斥性与时局需要革新传统文化、融西方文化入中国文化之间的冲突。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的近代科技，而以学士倭仁为首的一部分官僚坚持唯祖宗之法是尊，唯古圣先贤是尚，泥古不化，顽固保守，盲目排外，拒绝一切资本主义的事物。1866年洋务派奏请同文馆内增设算学馆，招收科举正途的进士、举人入馆学习。顽固派认为这是“舍中法而从西人”，是“为深可耻”的事^[30]，认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因，在人心不在技艺。”“朝廷命官必用科甲正途者，为其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也，何必令其学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洋炮之理乎?”^[31]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与顽固派又展开了关于设厂造船和海防的争论;1880年洋务派奏请修筑铁路，顽固派群起而攻之，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指责铁路“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32]。只要是洋务派倡导向西方学习的东西，就必然要遭到顽固派的反对。正因为如此，以至于甲午战争前西学对中国的影响甚小，“晚清的商埠虽开，西学虽已进来，众多的西方传教士虽已深入内陆，而一般士大夫思想上的门仍然紧紧地关闭着”^[33]。

再次，中西文化的冲突表现在封建政权与资本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上。中国的封建文化是为维护封建政权服务的，而近代的西方文化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服务的，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因此，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入，将直接威胁封建政权的存续。封建政权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存在着尖锐的冲突。为了调和这一冲突，戊戌变法以前，中西文化绾接于“中体西用”这一命题之中。张之洞出版了《劝学篇》，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礼政之原本，人禽之大防”，并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34]可见，早期“中体西用”的实质是要维护封建正统思想与制度，企图以此为武器来抵制要求变革封建专制政治的维新思想。这与“祖宗之法不能变”、“中国自古为君主之国，其权不可下移”^[35]，讲西学是“乱圣人之道，堕忠孝之常经”，是“欲煸惑我中国之人心叛圣清入西籍耳”^[36]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中体”和“西用”不会互不侵犯，“用”与“体”是在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变化的。西“用”在中国的发展使中“体”越来越不能适应它的要求，这势必要求对中“体”进行改革。因此，即使是顽固派中也有些人意识到要以“西体”为法，去改变中国的某些旧制。如曾任天津武备学堂总教习的卢木斋本无厝意于西学，“以谓一艺一术，不足语道，及读西士译就各种新理新书，又与严又陵诸君子游，则益恍然于宇宙之大，古今之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中土圣人递相传授之实际，洎今学者亦湮其源，独赖二三西士深操力取，穹乎阖辟之始，扩诸名教之繁，推隐钩沉，发远交畅，虽其于道，未必遽合，要其征实不诬，则固有吾圣人复起，有不能废者也”^[37]。这是“中体西用”的内在矛盾运动变化的结果。本来“中体”应对“西用”有所限制，但“西用”既借“中体”入了门，便会按其自身的要求而发生影响，因此人们很难将其限制在既定的范围之内。正是“西用”的发展，中国人才意识到了“中体”的局限，因而产生了改革“中体”的变法思想，出现了百日维新运动。20世纪初期，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中体”已经体无完肤，随之而出现了中西调和、折中、融合的意识。《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要求清政府进行所谓“改革”，实施“新政”。清政府为了讨得列强的欢心，同时也是为了应付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欺骗人民，拉拢一部分新兴的资产阶级，摆脱困境，继续维持反动统治，被迫实行“新政”。1901年1月慈禧颁布变法上谕，声称:“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又称:“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也，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38]新政是在承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确保封建专制制度前提下的一种改革，它不可能导致民富国强，也不可能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新政”之所以不能成功，正是由于封建政权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冲突。随着清政府的“新政”政策的实施，兴办新式学堂和出国留学的风气日益盛行起来。清政府兴办新式学堂及派人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维护其统治的人才，结果却培养出了反对清王朝的一支中坚革命力量，他们组织爱国团体，创办报刊杂志，鼓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等思想，宣传革命主张，进行反帝爱国活动。这说明“西用”客观上要求以“西体”与之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