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方文化的东渐

“西学东渐”是指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或者说中国吸收欧洲文化。早在明万历年间就有耶稣会士来华。他们向中国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等，虽意在传教，却带来了比宗教范围更为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在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17]。这些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至雍正“禁教”，耶稣会解散的200年间，形成了西学传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由于雍正以后实行严厉的“禁教”、“防夷”等闭关措施，明清之际的西学输入被迫中断，直到鸦片战争后，才再次形成西学输入的又一次高潮。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再次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大幕，此后，西方传教士开展了以宗教为主兼及其他知识的西学传播活动。鸦片战争后，根据《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之规定，清政府允许外国人在香港及通商口岸广州、泉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地从事传教、开设学堂和医院等活动。“一口割让，五口开放，开始了西学传播史上的新阶段。”^[18]

洋务运动第一次使西方自然科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洋务学堂一般都有自然科学的课程，同文馆等组织翻译了一些自然科学书籍。西方在华教会也通过设立学堂，开办印书馆，出版报刊，介绍西方科学知识。一些留学生在国外学习近代天文学、物理学、地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也译述了一些科技著作。随着新式教育和近代工业的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近代科学的传入最初侧重于实用学科，随后自然科学的各学科陆续传入。教会还在中国大量创办学校。进入20世纪后，教会办学转向大学，当时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岭南大学、金陵大学、震旦大学、燕京大学等均系教会所办。1917年中国在校大学生中有80%是教会大学学生。教会还吸收中国青年去国外留学。甲午战争后，西学开始受到普遍重视。这表现在士大夫们积极主张改革旧书院，设立新学堂，创办新式学会。梁启超说:“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19](www.daowen.com)

洋务运动失败后，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救亡之路不仅仅在于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还要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认为学习西学，必须“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20]，而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就必须通过变法维新，废除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制度。于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及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先后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并进一步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西方政治思想的传播及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与革命，是在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而使中国面临巨大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或许不会，或者说不会这么早地进行这种改革与革命。因此，陈旭麓先生说:“百年中国所受到的纷至沓来的压力，本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按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改造落后民族。西方民族强暴的侵略和扩张同时又不自觉地裹挟着一种不能用意志和感情化解的历史内容，那就是逼迫中国改变几千年来的传统封建制度。”^[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