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帝国主义的入侵与中华民族的危机

1840年英国发动了对中国的鸦片战争，强弱的悬殊及清政府的腐败，使得清政府在这次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结果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随后又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作为《南京条约》的附件。这些条约包括割香港、赔款、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条款。紧接着美、法又相继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葡萄牙、比利时、瑞典、挪威及其他西方国家也纷纷与清政府订立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西方国家不仅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原材料，而且还开始了对中国政治性的奴役和掠夺:在中国强占租界，并以租界为巢穴，贩卖鸦片、组织走私、搜集中国情报，等等，使租界成为独立于中国行政以外的“国中之国”，变成了“无法无天的外国人的一个真正的黄金国”^[2]，还在中国自由贩卖鸦片，掠卖华工至北美洲和西印度群岛，培植买办等。这些条约均是建立在以武力相威胁基础上的、使中国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它们的签订使中国由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变成了一个领土不完整、主权不完全独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自此，英国利用炮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3]鸦片战争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尝到了甜头，也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与软弱可欺，因此，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然后不断地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使中华民族的危机不断地加深。

1858年英法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火烧了闻名于世的圆明园，咸丰帝逃往热河。结果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俄国则乘机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手中割占领土达150多万平方公里。这些条约使西方各国从中国攫取了更多利益，中国的领土及主权进一步遭到破坏。不仅如此，西方列强还极力扶持清政府里的亲洋派，支持奕、那拉氏集团发动政变，在政治上与清政府进一步接近。还以“帮助官军”镇压太平军为条件，在军事上与清政府相勾结，并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主要表现在把持中国的海关，外国公使驻京，干预清政府的内政、外交等方面。英人赫德从1863年任中国总税务司到1908年因病回国，把持中国海关大权达半个世纪之久。在此期间，他不仅把持海关行政，而且代理清政府对外借款、采购军火等，进而逐步插手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实际上成为清政府的顾问。“总理衙门在一切国际问题上，从谈判一件条约到解决一项土地争端，总是凭靠北京税务司的意见，以便照计而行。外国公使始终支持它(总税务司)的意见。”^[4]可见，总税务司在某种程度上操纵着清政府内政外交。外国公使驻京更是便利了各国对清政府的控制，美国公使伯驾早就说过:“中国政府，从远方不能驾驭，到了它的身边，它就变得驯服多了。”^[5]可见，外国公使驻京就是为了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宗教侵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也显得格外突出。鸦片战争后，外国传教士取得了在通商口岸传教的特权，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更是取得了在内地传教的权力，一时间，欧美天主教、基督教，沙俄的东正教等教派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搜集情报，充当间谍和谋士，霸占田宅，建立教堂，并在教堂内非法组织武装，甚至私设公堂。这些教堂“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主自专之敌国”^[6]。他们无视中国的法令，袒护教徒，凡平民与教民发生讼案，“各主教辄向各衙门陈说干预……凡系奉教之人，理屈者不以为屈，杀人者亦不抵罪……凡有词讼，教则必伸，非教必屈”^[7]。传教士还招引一些劣绅恶棍入教，依为心腹。这些劣绅、恶棍“一经入教，遂以教士为护符，凌轹乡常，欺侮平民”^[8]。这些都说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中华民族的危机进一步加深了。

19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夺取殖民地。因此，资本主义列强也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及邻国的侵略。美日侵略我国台湾，英国入侵我国云南和西藏，沙俄、英国对我国新疆进行侵略，法国侵略越南，并通过越南进一步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至19世纪末，日本更是发动了企图将中国沦为其殖民地的甲午战争，此次战争的结果是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让中国丧失更多主权的《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实质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完全控制;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所有附属岛屿与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可以在中国通商口岸任意设立工厂，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等。《马关条约》的割地条款，使中国失去了大片战略要地，这是继沙俄吞并中国大片领土后的又一次大劫夺，直接助长了列强分割中国领土的野心;条约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为列强对华资本输出提供了条约依据，自此列强争先恐后到中国来开设工矿企业、创办银行和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原料，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了一步，它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条约签订后不久，帝国主义就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9]它们对中国的争夺尤为激烈。俄国以干涉“还辽”居功，最早强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将东北地区变为它的势力范围，接着，德国租借胶州湾，将山东变成其势力范围;法国租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将云南和两广的大部地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英国租借九龙半岛和威海卫港，将长江流域变为它的势力范围;日本将福建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通过“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原则，保证了“中国那一片无限广大的市场”对美国的自由开放。这样，在甲午战争后短短的几年间，偌大的中国已经被肢解得残破不全，整个中国几乎被瓜分完毕，中华民族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危机。(www.daowen.com)

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使民族矛盾急剧激化，于是在中国大地酝酿出了一场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他们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日以焚教堂、杀洋人为事”^[10]。义和团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帝国主义十分恐慌，帝国主义遂决定联合出兵剿杀。1900年6月，日、俄、英、美、德等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清政府被迫“宣战”。结果联军先后攻陷天津与北京，强迫清政府全部接受他们提出的《议和大纲》十二条，慈禧太后看到其中没有将自己作为祸首加以惩办，“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11]，谕示李鸿章在谈判中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2]。1901年9月清政府正式与帝国主义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向各国赔款4亿5000万两，年息4厘，分39年还清;各国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驻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拆除从大沽到北京所有的御敌炮台，列强在自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各战略要地派兵驻守;惩办支持过义和团的中国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办理对外事宜等。此条约是自《南京条约》以来最苛刻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它使中国的独立主权丧失殆尽，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完全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义和团运动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迷梦，它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国人民是不甘屈服的，法国一议员说:“中国土地广阔，民气坚劲”，如果强行瓜分，“但见其徒事流血于亚洲大陆，反一无所成”。^[13]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4]于是帝国主义采取了新的侵略手法，一是妄图欺骗中国人民，以奴化教育的手段来泯灭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二是继续加强对清王朝的控制，“使其代我行令，压制其民”、“其所得较瓜分为多也”^[15]。它们以加紧掠夺通商、铁路、矿产等侵华权益为重点，扩大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尤其是通过在中国开设银行，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帝国主义列强经过借款给中国政府，并在中国开设银行，垄断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因此，它们就不但在商品竞争下压倒了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而且在金融上、财政上扼住了中国的咽喉。”^[16]可见，《辛丑条约》签订后的中国名存而亡，中华民族处于濒临灭亡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