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片面发展工业，忽视农业和服务业的倾斜式发展状况得到扭转，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性不断增强，三次产业的劳动力转移速度明显加快，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趋于协调。同时各产业内部结构也发生了积极的调整，经济效益和产业附加价值有所加强，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逐渐增强。对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给予科学的评价，分析目前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于提高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　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相关研究

产业结构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在17世纪第一次发现世界各国国民收入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关键原因是由于产业结构的不同。20世纪30年代费希尔以统计数据为依据，提出了三次产业结构的划分，随后，C.克拉克、西蒙·库兹涅茨、赤松要、里昂剔夫等人通过对世界多个国家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会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劳动人口会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而由制造业向商业等服务业转移，与此同时，三次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而生产力资源从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的转移是造成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20世纪50～60年代，西蒙·库兹涅茨、里昂剔夫、钱纳里、霍夫曼、赫希曼、罗斯托、A.刘易斯以及一批日本学者等对产业结构的演进进行了更加全面的研究，使产业结构理论趋于成熟，提出并建立了诸如投入产出分析体系、二元结构理论、霍夫曼理论、主导产业扩散效应理论、不平衡增长模型等一系列理论与成果。他们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配第-克拉克定律的内容，同时还发现，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不仅三次产业结构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而且在产业的内部（如工业经济的内部），也会发生结构上的变化，如资本品工业的生产会逐渐超过消费品工业（后来的研究大多沿用轻重工业来替代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等，罗斯托还根据各个时期主导产业的不同将经济的发展过程划 分为五个经济阶段。这些学者的研究还同时证明了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西蒙·库兹涅茨在研究了美国1948—1966年经济增长情况后，得出结论：美国经济增长的10％是由产业结构的变动造成的。Denison分析了美国1929—1957年经济运行的数据后认为，美国经济增长的12％是由产业结构变动造成的，而技术水平的发展则是推动产业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

国内对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也较为丰富。李金华（2006）对全国产业结构演变轨迹的研究和汤军（2007）对区域（深圳）产业结构演变趋势的研究等证实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同样符合配第-克拉克定律。一些学者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情况进行了研究。如葛新元等（2000）分析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情况，认为1979—1997年中国8.3％的经济增长是由经济行业结构调整贡献的。朱慧明（2003）利用各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及一、二、三产业产出的横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测算了各产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产业结构与就业也存在相关关系。李玉凤（2008）等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变动的状况进行研究，分析得出结论：第一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不存在长期稳定均衡的关系，二、三产业的增加值与就业人数存在协整关系，但对就业的促进带动作用不一样。还有一些学者就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如王燕飞等（2006）通过对FDI、就业结构及产值结构的两两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得出结论：FDI对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有积极的推动作用。高俊光等（2004）以深圳产业结构调整历程的实证分析为基础，研究了产业技术创新与深圳产业结构升级相互作用的机理，认为产业技术创新与深圳高科技产业、高科技产业集群协同发展，共同推进了深圳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等。

产业结构调整研究的深入，逐渐引发了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研究，对此，国内的一些学者从中国，尤其是个别城市和地区的研究入手，进行了一定的探索，如刘新民等（2001）将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并从产业结构的构成情况、产业结构的效益情况以及产业结构的国际比较三个方面，对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进行了分析；刘宪法等（1997）从资源配置理论入手，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深圳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进行了研究；王文婧等（2009）从全员劳动生产率、投资率和增量资本产出率、技术生产率和信息化水平等方面入手研究了上海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韦莹（2010）则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视角分析了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等。

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主要因素

“绩效”一词原本来自管理学的范畴，“绩效”的基本涵义是“成绩和效果”，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理解，可以定义为“个人、团队或组织从事一种活动所获取的成绩和效果”。绩效是组织期望的结果，是组织为实现其目标而展现在不同层面上的有效输出，可以理解为在投入了要素之后的产出，付出了成本之后的收益。如果将这一定义扩展至产业研究的领域，可以将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概括为：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后的效果，这种效果不仅包括了产业结构调整后的结构状况，还应该包括结构调整后所带来的一系列地区经济发展效果的改变等。

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因素很多，在此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影响：

（一）产业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绩效

产业政策的本质是国家对产业经济活动的主动干预^[1]。通过产业政策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实现国家经济发展目的的做法由来已久。早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曾经提出过产业保护的政策，即处于农工业发展时期的国家，应对国内具有发展潜力，且国外具有较强竞争对手的重点幼稚工业加以保护，以促进这些产业的快速成长。这可以视为是最早期的产业政策。在其后的岁月中，产业政策在世界各国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的日本、韩国等各国家和地区，更是充分发挥了产业政策的作用，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得到快速升级，国家经济得以飞速发展。

纵观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快速升级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采取了由政府制定产业发展计划，选择优先发展的工业部门，然后通过立法和适当的政策优惠，鼓励和引导生产要素向这些部门集中的方法，最终达到促进优先产业快速发展，提前实现工业快速升级的目的。例如日本会定期制定详尽的产业发展政策，规定当前重点发展的产业、需要重点培育的产业以及主要的出口产业等，吸引大量的发展资源向主要产业部门集中，从而实现促进某些重点产业优先、快速发展，产业结构迅速升级等目的。从实施效果上看，政府的推动基本上是成功的，大大缩短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工业化的进程，使它们在短短的20～30年里，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用100多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事情。世界银行的专家们在对东亚的8个国家和地区（日本、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进行考察后认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成功地实现两个重要目标，即宏观经济稳定和出口的迅速增长时表现出来的务实和灵活性——改变政策的能力和意愿是其实行干预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将东亚经济的成功主要归因于所采用的政策，以及为实行这些政策所设立的机构和机制^[2]。可以说，没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政府强有力的政策推动，是难以在短期内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缩短工业化进程的。

除了推动优势产业发展外，产业政策还可以弥补市场缺陷，解决市场在控制垄断、不正当竞争、公共产品、外部性等方面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更好地实现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其实，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制定产业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通过制定产业组织政策、产业投资政策等，减少市场垄断，引导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的有序发展，提高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此外，产业政策还具有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加快产业技术创新、帮助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等作用。

正确有效的产业政策可以改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方向，促使发展资源向亟待发展的产业集中，有效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保障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安全，同时改善进出口结构，提高本国或本地区的产业竞争力，更好地发挥本国和本地区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实际上也就是提高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因此，产业政策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绩效

技术创新也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一个主要因素。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影响是通过以下路径得以实现的：

第一，影响着主导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研究的成果表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因素有两个，即市场拉力和技术推力。市场从需求的角度拉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这里的需求包括消费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从消费角度看，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促进了新产品的出现，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方向。投资需求的不同则可以改变资金的流动方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和结果。技术创新则提供了一种创造新需求的可能性，推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往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可以促进新兴产业的出现，并通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式加快这些产业的扩张，使这些产业成为地区的主导产业。而对于那些发展已趋于成熟，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相对较小的行业，技术创新则会使这些行业的利润率下降，从而促使这些产业的生产要素向外转移，达到促进产业升级的目的。前面曾经对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过阐述，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有着明显不同的表现，也可以说，单一产业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其技术创新程度改变的过程。西蒙·库兹涅茨在对世界各国产业发展进程进行深入研究后曾指出，从较长的时间序列看，产业增长速度随着该产业成长、成熟到衰落而处于高速增长、均速增长和低速增长的变动中。他用Gompertz曲线拟合了几十条不同部门产量和产品价格的长期趋势线，从而证明了在产业部门的扩张和收缩过程中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性，而这种规律性正是由创新变量的规则变动而导致的。技术创新通过影响单一产业的发展，从而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产生积极的作用。科技创新能力和程度在不同产业之间的差距，导致了不同产业发展上的差异，使不同发展阶段的主导产业出现更替，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化之中。

第二，通过影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流动，促进产业结构的整体升级。由于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间的差异，导致产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不同。世界产业演进的规律已经表明，在自由经济体系下，生产要素会从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部门流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的部门，例如，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等，随着资源和生产因素的流动，不同产业发展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从而推动整个经济体效益的上升，在提高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同时，也使产业之间的发展更趋均衡和合理。

第三，知识经济时代产业融合现象的出现，改变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在知识经济时代，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加突出，成为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的因素。在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下，随之而产生的产业融合现象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和产品，激发了人们对传统产业的新需求，从而延长了单一产业的生命周期。同时产业融合的出现，往往还会促进一些新兴产业的出现，从而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此外，产业融合使产业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使世界产业的高科技化趋势更加明显，同时也提高了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

（三）国际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调整绩效

国际产业转移是产业从相对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次发达国家和地区，再由次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过程。对于产业移入国和地区来讲，产业转移是推动这些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重要手段。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提高国民经济增长率，就必须处理好投资与储蓄、进口与出口的关系。如果储蓄小于投资，就会出现“储蓄缺口”；如果出口小于进口，就会出现“外汇缺口”，其解决办法是引进外资以刺激出口，提高储蓄水平，达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两缺口模型”理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为产业移入国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很好地解决了发展中国家资金短缺的问题。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有利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升级。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期，亚洲“四小龙”相继放弃了进口替代型发展战略，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加快了制造业的发展，实现了产生结构的升级，并摆脱了对初级产品的依赖。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世界产业转移的步伐和层次也不断升高。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1980—1985年世界对外贸易投资总额年均增长速度为28.8％，1995—2000年为38.0％。2007年全球各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约1.97万亿美元，2008年以来在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有所放缓，但到2010年又增加到1.24万亿美元。与此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重点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历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由最初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过程。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讲，国际产业转移速度和层次的升级，可以极大地提升自身产业的结构层次和科技含量，学习到更为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更多的发展资金，从而加快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进程。同时，国际产业转移的进入也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创新提出了要求，为了能够更加有效地吸引国际先进技术和企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必须不断创造更加优越的外部条件，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加强市场建设，减少腐败等现象。这一切都加快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建设，而制度的不断完善又加快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由此可以看出，国际产业转移是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进可以缩短产业升级的进程，提高产业高度化程度，从而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

（四）市场竞争与产业结构调整绩效

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结果表明，市场竞争程度影响着产业组织的行为，也影响着产业的发展。

1959年，哈佛大学的贝恩从垄断竞争模型出发，提出了由市场结构推断竞争结果的“结构—绩效”分析框架。他认为，判断一个行业是否具有竞争性，不能只看市场行为或市场绩效，而应看该行业市场结构是否高度集中，是否实际上由一个或数个寡头控制，此外还要看进入该行业的壁垒是否很高，以致遏制了新厂商加入竞争^[3]。谢勒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理论，即SCP理论范式。他认为，结构、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首先决定了市场行为，继而决定了市场绩效；而市场结构则决定于集中度、产品差别化、进入壁垒等企业行为的外生变量^[4]。贝恩运用上世纪30年代后期的资料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与集中程度最小的行业相比，集中程度最高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更高。盖尔（Gale）运用1963—1967年100家制造业厂商的数据进行分析，表明当市场份额至少为4％时，利润率与集中有一种正的相关关系^[5]。根据众多的研究成果，哈佛学派认为，在具有寡占或垄断市场结构的产业中，由于存在着少数企业间的共谋、协调行为以及通过市场进入壁垒限制竞争和行为，削弱了市场的竞争性，其结果往往是产生超额利润，破坏资源配置效率^[6]。由此可以看出，充分的市场竞争，可以减少企业的超额利润，提高全社会的福利水平，但是，对于垄断厂商而言，却会想方设法阻止一些新厂商的进入，如果这些厂商成功了，就会导致一种缺乏效率的产业结构^[7]。也就是说，在存在厂商垄断的情况下，产业对资源的配置效率会相对较低，资源难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由于垄断的存在，企业在拥有超额利润的情况下，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动力，也制约了新产品和新产业的研发，阻碍了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

由此可以看出，在充分有效的市场结构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会有所加快，而且在资源配置和使用上的效率会有所增加，从而会使产业结构调整的绩效有所提高。

第二节　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理论推断及度量

一、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理论推断

根据对产业结构调整绩效内涵的理解以及目前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提出以下理论推断：

第一，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是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重要内容。

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产业与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和关联水平的提高，促进产业结构的动态平衡和产业素质的提高^[8]，这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产业结构合理与否，影响着资源配置的效率以及经济长期持续发展的能力。在我国，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发展仍将是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要解决的主要是三次产业的协调问题，以及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发展的协调性问题，一方面，产业结构要适应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要与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另一方面，要能够体现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方向，尤其要注重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改变中国长期处于产业链的低端，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能力的问题。

第二，提高产业发展的附加价值是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重要内容。

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积极发展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是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这两方面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产业发展的附加价值，而一个行业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力和旺盛的生命力，也取决于该行业是否具有较高的附加价值，同时也反映了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状况。因此，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是否发生变化，附加价值提高与否就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如果产业结构比例没有变化，但产业整体的附加值增加了，也可以称为产业升级^[9]。

第三，提高产业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衡量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重要内容。

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提升到附加价值的提高，产业结构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近些年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世界能源稀缺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低碳经济逐渐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产业发展的可持续能力越来越受到重视，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公平和效率是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方面，提高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是要进一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效率，节约资源、减少废物排放。产业结构的调整促使生产要素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向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使单位要素消耗后的产出增加，从而减少经济生产对资源的消耗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程度，使有限的资源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无限的发展需求。

二、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度量

基于对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绩效内涵的认识，对中国不同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程度的度量，可以从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性（IRR）、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IRE）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可持续性（IRS）三个方面展开，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可以由以下函数确定：

IRPA＝f（IRR，IRE，IRS）

其中，IRPA为产业结构调整绩效，其程度的高低受到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可持续性的影响。

1.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性

在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合理化考察方面，多数是从分析产业的产值与劳动力投入的协调性上入手的，用三次产业泰尔指数衡量产业结构中三次产值与劳动力投入的协调性问题。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最早由泰尔（Theil and Henri，1967）提出，于春晖等学者在其研究中将泰尔指数用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衡量，并指出，这一指标避免了产业结构偏离度指标忽视各产业在经济体中重要程度不同的问题。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TL为泰尔指数，Y表示产值，L表示就业，i表示某一产业，n表示产业部门数。当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时，Yi/Li＝Y/L，从而TL＝0。因此，泰尔指数越大，就表示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产业结构越不合理。

二元对比系数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产业结构协调程度的重要指标，它考察农业与非农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PA和PB分别为农业和非农业的产值比重，LA和LB分别为农业和非农业的劳动力比重，K为农业和非农业的二元对比系数，K的最大值原则上为100，表示此时农业和非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等，二元程度为零；而K越小，表示二元程度越严重。

同时还选择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用于考察三次产业之间的结构变动状况；用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考察工业内部结构的技术升级及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变化情况等。

2.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

衡量一个地区经济效益的指标很多，在此选择具有较强代表性的几个指标作为衡量指标，具体为：人均GDP、全员劳动生产率、投资产出率、地均GDP、工业增加值率等。这几项指标分别考察了经济的发展水平、生产的效率状况、产业的附加值水平以及劳动力、资金、土地等要素投入的产出情况，从多个方面反映了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效益状况。

3.产业结构调整的可持续性

主要考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废弃物的利用效率和污染物的排放等情况，为此，选择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万元GDP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等作为衡量指标。分别考察产业发展中能源的消耗状况、对废弃物的综合利用情况以及经济发展的污染状况等。其中万元GDP主要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系指每万元增加值主要工业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COD、二氧化硫、烟尘）的排放量。在此主要考察COD、二氧化硫、烟尘的排放情况。

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绩效的衡量指标体系如表8－1所示。

表8－1　产业经济结构调整绩效衡量指标体系

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测度方法

在测度方法上，选择指标涵义清晰，主因素突出明显，综合解释能力强的线性加权和法来构造一个地区的工业结构调整综合指数，该指数反映了地区工业结构调整的综合质量。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IR为一个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综合评价值；λi为一级指标的评价值；n为评价指标额个数；Wi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其研究思路和方法为：第一，对各项指标数据进行同向性和无量纲处理，得出各指标的标准评价值；第二，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各级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并运用同样的方法确定一级指标的权重；第三，根据已确定的权重得出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绩效各维度的评价值和综合评价值，并进行评价分析；第四，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分析结果进行检验。主成分分析法是考察多个定量（数值）变量间相关性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是研究如何通过少数几个主成分来解释多变量的方差——协方差结构。主成分分析法不仅可以较好地概括某种事物或现象的综合情况，还可以揭示出综合指标所蕴藏的信息，并给予恰当的揭示，从而深刻地揭示事物的内在规律。通过主成分分析法不仅可以对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状况进行全面评价和排名，而且可以根据选取的主成分，对各地区在产业结构调整绩效上存在的不足进行解释和分析，从而为更加清晰地认识和理解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状况提供依据。

第三节　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及指标处理

在此以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作为研究对象。为保证数据的可比性和可获得性，所用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局的各年度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年度的城市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官方统计资料，数据范围为1999—2009年。其中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每万元工业产值烟尘排放强度、每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强度由于缺乏1999年的统计，统一采用回归分析法，测算得出1999年的数据。

由于各二级指标的数据存在着属性和量纲量级不同的问题，无法对其进行直接的比较和研究，应首先进行一定的变换和处理。在指标属性问题的处理上，对于所有的逆指标均采取倒数形式使其对一级指标和总指标的作用力趋同化。对于量纲量级问题，尽管在主成分分析中，对消除量纲量级没有严格的要求，但是，为了尽量消除量纲量级的影响，避免出现公共因子过分偏重于具有较大方差或数量级指标的问题，仍然采取均值化方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二、各指标权重的确定

对各指标赋予相应的权重，是确定最终评价值的关键。权重的确定方法很多，可以分为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两种，主观赋权法主要是由专家根据经验主观判断而得到，如AHP法、Delphi法等，这种方法人们研究较早，也较为成熟，但客观性较差。客观赋权法的原始数据是由各指标在评价中的实际数据组成，它不依赖于人的主观判断，因而此类方法客观性较强，所确定的权重大多数情况下精度较高，通常采用的方法有均方差法、主成分分析法、离差最大化法、熵权法、因子分析法、CRITIC法等。为尽量避免主观因素对各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评价的影响，本研究利用客观定权法中的因子分析法定权。

因子分析中的公共因子反映了变量间的内在联系，表现了评价指标对评判对象的相对影响程度，因而可以利用该方法从样本中定权。从因子分析的模型中可以看出，因子负荷可以理解为公共因子对变量的重要性系数，与权值意义相符。但为了避免某些变量上因子负荷过小的问题，采用变量的共同度作为定权的依据。共同度表示公共因子f1，f2，…，fm共同对变量Xi的方差所作解释的比例，也就是fm对各变量的全部贡献水平，它考虑了所有公共因子的共同作用，因而可以直接作为定权的依据。(www.daowen.com)

首先对各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进行定权，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然后得出各变量的共同度得分，最后将得分进行归一化处理，从而得到各二级指标的权重。在此基础上，再以同样的方法得出各一级指标的权重。

由于在各年度中，各二级指标对总指标的贡献度不同，因此，不同年份中各指标的权重不同（因子分析法得出的各指标共同度及权重情况如表8－2所示）。在不同年度各二级指标的权重的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些指标在总指标中贡献度大小的变化情况，在结构调整合理性指标中，四个二级指标对结构调整合理性指标的贡献度变化不大，三次产业泰尔指数、二元对比系数和高新技术产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的贡献度相对较大，而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指标贡献度相对较低。

表8－2　不同年份各指标的权重变化情况表

在结构调整效益性指标中，全员劳动生产率、投资产出率、工业增加值率在该指标中的重要性下降明显，人均GDP和地均GDP在该一级指标中的重要性则不断上升，从而说明产业结构调整的效益更多地不再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投资产出率以及工业增加值率的提升，这也反映出中国城市发展中的弊病，即地区的经济发展，更多地表现为GDP数量上的上升，而劳动生产率、投资产出的增加以及工业附加价值的提高在反映产业结构效益上的重要性不断弱化。

在结构调整可持续性指标中，各二级指标重要性的变化不是很明显，只有每万元工业产值SO2排放强度略有上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每万元工业产值烟尘排放强度、每万元工业产值废水排放强度则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

在三个一级指标中，产业结构调整合理性指标在总指标中的贡献度最高，其次是结构调整和可持续性指标，这说明中国，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内部各产业之间和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力结构之间的协调发展，以及经济发展对能源的消耗、对环境的影响等情况。而结构调整效益性指标的下降也反映出效益状况在全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中重要程度的降低。

三、综合评价结果以及各年度排名情况

运用以上分析方法，对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产业结构调整绩效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最终得出评价结果，然后根据评价结果进行排名。具体情况如下：

1.结构调整合理性指标评价结果及排名情况

在结构调整合理性指标中，深圳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最高，1999—2009年间的四次排名中，均位于第一位，这主要是由于深圳的三次产业之间产值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的协调程度较高所导致的。除此之外，哈尔滨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也相对较高，主要是因为哈尔滨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较高，同时其第三产业的发展也相对较快。宁波和大连两座城市在结构调整合理性指标上的增幅最大，分别由1999年的第11位和第15位上升到2009年的第2位和第4位，说明这两座城市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较好地解决了三次产业之间、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力之间、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使产业结构由过去的不协调向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提高了整个经济体的健康程度。此外，杭州和成都2009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也相对较高，产业内部的协调性较好。

2009年排在倒数五名的城市分别为长春、沈阳、广州、青岛、济南，而且与1999年排名情况相比，广州、沈阳的排名下降较快，这说明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中，产业结构不协调的情况较为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同时，产业结构内部的比例关系逐渐失衡，如果这些情况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将阻碍整个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表8－3　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结构调整合理性指标综合评价值及排名情况表

2.结构调整效益性指标评价结果及排名情况

结构调整效益性指标的评价结果显示，深圳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产业效益最高，其产业发展的投入产出比、劳动生产效率以及产业的附加价值在同类城市中是最高的，广州和宁波的产业结构调整效益也很好，特别是宁波，2009年该项指标排名超过了深圳，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此外，哈尔滨和南京是为中国重要的重化工业基地，也具有较好的产业经济效益。

该项指标排名较后的城市有长春、沈阳、成都、青岛和杭州，其中杭州该项指标下降明显，由1999年的第4位，降为2009年的第11位，如果仔细分析杭州的各二级指标可以发现，杭州在全员劳动生产率、地均GDP指标上降幅明显，而其余的几项指标也没有显著的提高，有的还略有下降，这说明杭州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整体经济效益不但没有提升，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这应当引起当地政府部门的注意。青岛产业结构调整后的效益提升也相对滞后，虽然人均GDP和投资产出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地均GDP和工业增加值率下降明显。成都在效益性指标所涉及的5项二级指标中，均没有太大的提高，仅地均GDP在2005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而此后的几年中该指标则一直处于下降状况，同样反映出成都在提高产业附加价值，提升产业整体经济效益上发展不力。长春和沈阳位于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的经济效益始终没有明显的改善，在该指标的排名中一直处于落后地位。

表8－4　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结构调整效益性指标综合评价值及排名情况表

3.结构调整可持续性指标评价结果及排名情况

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性指标的评价结果显示，深圳、厦门和广州是结构调整可持续性最强的三座城市，产业发展对环境和生态的影响较小，能耗消耗较少。沈阳在经济发展可持续性上的提高最为明显，说明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有效地减少了对能源消耗较大以及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部门，整个产业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升。此外，青岛、长春在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得分也较高。

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指标方面最差的几座城市分别为南京、大连、武汉、哈尔滨和宁波。南京在该指标上已经连续两年倒数第一，从各二级指标的得分看，南京工业废水和烟尘的排放强度均较大，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也相对较高，这是导致南京该项指标排名靠后的原因。也说明南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较为严重，对能源的消耗较大，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低。此外的几座城市，工业在GDP中的比重均相对较高，由此造成能源的消耗较大，对环境污染较严重等问题。

表8－5　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结构调整可持续性指标综合评价值及排名情况表

4.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综合指标评价结果及排名情况

综合评价结果显示，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产业结构调整绩效较好的城市分别是深圳、厦门、宁波、广州等城市，其中深圳在各年度的排名均位居第一，广州在近两年的排名略有下降，厦门和宁波则有小幅度的上升。以上几座城市整个产业发展质量较高，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能够比较好地处理好产业发展中的内部结构问题，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同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较高。

排名靠后的几座城市分别为长春、武汉、南京、成都和西安，这几座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整体质量不高，产业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内部结构不合理，产业发展不协调，产业经济效益不高，附加价值较低，以及环境污染较大，能源消耗较多等问题。这些城市应针对自身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提高产业整体的运行质量。

表8－6　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结构调整绩效综合评价值及排名情况表

第四节　提升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绩效的主要措施

一、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不断升级

要充分认识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对中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影响，将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中国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用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服务业。选择几个在传统服务业中具有相对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领域，中国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等传统产业在传统服务业中占主导地位，应对其进行重点扶持，用现代信息技术和营销管理手段对其加以升级改造，同时，重点培育若干家电子商务服务商，通过线上和线下一体化服务新模式的发展，放大中国传统服务业优势，扩宽服务领域，拓展服务空间，形成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新局面。

其次，鼓励传统服务企业向新型业态的转型升级。对向新业态转型升级的传统服务企业进行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和专项资金扶持，鼓励和引导传统服务企业向新业态转型升级。吸引FDI资本进入生产型服务业领域，引进世界具有较大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企业，建立起中国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框架。鼓励中国制造业企业中有能力和实力的大企业剥离其服务职能，建立专业化的龙头生产性服务企业，构建起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框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生产性服务领域，加快发展中小型生产性服务企业，夯实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基础。

第三，明确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综合协调机构，建立有效机制，切实改变条块分割、缺乏横向协同、总体低效的现象；完善和制定有利于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法律法规，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公平竞争；强化政府提供普遍性和基础公共服务的责任，激励、支持和引导企业实现普遍服务；进一步开放服务业，消除体制障碍，积极吸引民间资本；建立和完善现代服务业的标准体系；同时，要为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建立良好的技术平台，加快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应用。

第四，大力引进国内外的服务业龙头企业，学习国内外先进企业的管理经验。加快现代服务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提高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知识化和智能化水平。此外，各地区应对先进制造业发展影响较大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行重点分析，明确目前制约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中的薄弱环节，对那些关系制造业发展的重点服务业部门进行仔细研究，制定详尽的发展战略，进行合理的布局安排，尽快改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散乱的现状，提高其集约化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良性互动发展。

二、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优化工业结构，提高工业整体竞争力，促进产业向高附加值环节延伸的关键，可以重点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除了依靠企业进行自主创新外，各级政府应该对工业发展所需的尖端技术制定研发规划，建立科技攻关研究机构，整合现有的科技力量对这些核心技术进行集中的研发，所需资金可先由政府和民间共同承担，技术成熟后通过市场转让再获取一部分利润，并用于今后的科技研发。

第二，加强对热点领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宏观引导。各地区应在自身产业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做好对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一些国内外竞争激烈的高新技术产业，如软件产业、通讯产业、生物技术产业等的规划，重点引进和发展具有较高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和项目。成立由院士、教授、专家以及部分企业家组成的专家项目组，对引进的企业和项目进行评估，确定引进的标准，对于评估后符合引进标准的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采取灵活的引进政策。

第三，加快培育本土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近几年我国陆续推出了一系列推动创新创业的政策，鼓励高校、科研院所的人才通过创新创业实现自身的价值，这对发展本土高科技企业均有重要意义。创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也为中国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历史机遇，我国要充分利用这一历史机遇，围绕高校建立高科技创业园，鼓励高校师生到园区创业。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加强政府的服务意识和政策的执行力度，充分发挥现有政策的效力，在推动创新创业上实现较大突破。

第四，加大对国外有较强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吸引力度。国外科技型企业的进入，在带动地区技术进步上均有明显的效果。在培育本土高新技术企业的同时，应充分加大对国际上具有较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企业的引进，通过这些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带动中国企业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第五，加快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之间的融合发展，通过信息化技术在传统产业中的渗透，带动传统产业技术含量的提高和附加价值的增加。最重要的是要打破现有的管理体系和管理规则，要为产业融合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为此，应采取较为灵活的管理方式，尽量减少传统的产业分立管理所带来的新兴产业发展障碍，改革产业管理的现有体系和制度。同时，应尽快促进高校交叉学科的建立和发展，加快交叉学科人才的培养，为产业融合提供智力保障。

三、提高产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整体效益

1.构建企业、大学、政府的“三螺旋”创新体系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亨利·埃次科瓦茨教授的“三螺旋理论”告诉我们，要实现创新驱动，就必须构筑起企业、政府、高校和科研院所在创新中的互动发展体系。要明确企业、政府、高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定位和责任，充分发挥各自在创新中的作用。其中，政府、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企业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的角色应该是规划师和制度设计者，而不是市场的参与者，高校及科研院所角色定位主要是有商业价值的科研成果的供应者，企业则将高校及科研院所提供的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和利润。要重视本国科技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从财税政策上、信息服务上给予民营科技企业更多的扶持，让民营科技企业真正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政府要发挥好在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指导协调服务功能，对中国未来五到十年内的科技发展提出合理的规划，引导企业、高校及科研院所在政府所规划的科研方向上投入更多的资源；通过转化平台的打造、技术交易制度的制定以及相关的政策扶持等，降低技术市场的交易成本；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把促进科技进步及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纳入到政府相关部门的考核指标体系之中，使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为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要形成强大的平台支撑和后盾保证作用，为企业提供充足的技术动力。

2.大力营造有利于产业自主创新的外部环境

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产业创新体系。要营造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环境，强化企业在产业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积极争取国家加大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直接投入，提高对企业自主创新的支持；加快建设一批重点领域的共性技术开发平台，为企业竞争前的研发提供服务，为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支撑；促进技术创新和业务创新的互动支撑，鼓励研发、生产、应用上下游各环节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联合创新，加快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步伐。

3.积极推动重点产业和产品领域的技术创新

以实施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为契机，加快推进技术及成套工艺研发，突破一批制约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以及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优势企业，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加强对基础技术、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前瞻性技术研发的政策扶持，支持骨干企业突破关键配套件的产品技术，形成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和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

四、扩大产业对外开放程度，提高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经验表明，对外开放是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经验和技术的有效途径，为此应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程度和开放质量，通过不断扩大产业的对外开放，承接和学习先进技术，吸引优秀人才到南京创业，提高中国在世界产业价值链体系中的地位。今后的产业对外开放应在原有基础上实现以下几方面的转型：

第一，由重在引进企业向重在引进技术转变。

今后应将技术引进作为产业对外开放的重点，将引进的重心转移到技术引进上来，改变过去单纯引进企业而缺乏技术溢出的状况，通过开放促进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由于技术升级和换代的节奏加快，技术引进提升措施一定要和FDI的吸收结合起来。二是对于制造业、服务业发展有较好基础的地区，应该将“引进来”与“走出去”有机结合起来，努力促使本土企业成长为跨国公司，并通过内外互动提升企业经营规模、科技水平和管理素质，乃至带动本土产业素质优化。三是技术引进和提升应该和国内科研、教育院所的扶持和开发相统一、相协调，努力通过本土科学、技术、生产的互动强化本土研发和创新能力。

第二，由重在引进项目向重在引进人才转变。

在创新经济时代，发展的驱动力由土地、能源、资金等生产要素转变为知识等创新要素，人才成为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尤其是那些拥有前沿技术和丰富管理经验的人才，对产业发展更是具有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要改变过去重在引进项目的做法，将引进的重点放在人才的引进上，尤其要大力引进那些拥有世界先进技术和前沿研究成果的领军型人才，对于这类人才，要为其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通过政策扶持等方式，加快其研究成果的转化，用人才的引进带动产业的发展。同时，各级政府部门还应树立起重视人才的良好环境，改变目前漠视人才的态度和做法。

第三，由重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向主动参与世界产业分工转变。

长期以来，中国在参与世界产业分工中主要以承接发达国家和地区转移出来的产业为主，主动“走出去”进行国际资源配置的情况较少；单纯引进的情况较多，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互动发展的情况较少。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具备了“走出去”的条件，具备了主动与其他国家进行产业互动发展的基础。尤其在创新经济时期，通过鼓励“走出去”，积极参与到世界产业分工中，提高企业参与世界产业分工的能力和热情，可以主动融入到世界产业价值链体系之中，通过整合世界产业优质资源，提高中国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国际地位，进而提高我国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注释】

[1]苏东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31

[2]世界银行政策调研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19

[3]［美］K.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2

[4]Richard E.Caves.Trade and economic structure：Models and method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16

[5]［美］K.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73

[6]苏东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89

[7]［美］K.W.克拉克森，罗杰·勒鲁瓦米勒.产业组织：理论、证据和公共政策.上海三联书店，1989：168

[8]苏东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90

[9]张耀新.产业创新：新经济下的产业升级模式.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