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州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一直以来，广州有“四地”、“五城”之说。“四地”是指: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岭南文化的中心地，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策源地，我国当代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五城”是指:古城——两千多年的建城史，商城——华南最大的商贸中心，花城——独一无二的全国花都，侨城——全国海外华侨华人最多的大城市，英雄之城——近现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四地”、“五城”的形成显然与广州特有的传统文化有关，或者说，正是广州传统文化的特质孕育了广州的“四地”、“五城”的形成，反过来，“四地”、“五城”在形成的过程中又进一步促发了广州传统文化的培育。

广州传统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大家庭中的一朵奇葩。关于广州传统文化的特质，学界已经讨论了很多，并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虽然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纷争甚至冲突，但有一点大家基本上是认同的，那就是广州传统文化的远儒性，即与总体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不一致性。广州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尽管受到以中原汉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广州传统文化并没有被这种影响所束缚，而且在很多文化物质上都迥异于中原，对中原传统文化表现出较大的游离性和再造性。这可以说是广州传统文化不同于总体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特质。这一特质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重商而有工具性的倾向

由于广州濒临南海，长期和海外交往，一直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六朝之后，广州与外国交通已经繁兴，梁时达摩初来，即从广州登陆，广州西关之“西来初地”可证其事。据史载，其时大食国（阿拉伯）商人在广州已有专门的居留地。唐时，海上丝绸之路开辟，广州是起点，航船远达西亚商业名城巴格达和东非沿海各国。宋时，广州已是“万国衣冠，络绎不绝”的著名对外贸易港了。清代在广州设十三行，这里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之地。持久和迅速发展的商业贸易使广州人逐渐形成重商趋利的意识，这一意识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重农抑商”、“重义轻利”、“耻言利”的价值观念有明显差异。重商崇利意识的过度强化就容易导致工具性的倾向，其着重于指向当下的功利，而并不关注文化自身的价值生命、超越意义和终级关怀，造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断裂，不重视思想理论层面的总结和提升，对高层次文化的价值和作用认识不足，缺乏敬畏之心和自觉的追求。(www.daowen.com)

2.务实而有感性化的倾向

与重商意识相适应，广州传统文化有较强的务实精神，重实效、求实用而不图虚名，不空谈阔论。倡导“经世致用”是岭南学派的一贯学风。番禺“东塾先生”陈澧研究经学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态度，他说，“惟求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有功于古人，有裨于后人，此之谓经学也”。名重一时的南海“九江先生”朱次琦也认为，“读书者何也？读书以明理，明理以处事。先以自治其身心，随而应天下国家之用”。 ⁽¹⁵⁾在岭南文化重实用思想的熏染下，广州人形成了务实的精神特质，更倾向于实在的内容和价值，更看重行动的现实性。实利、实效、实用是实实在在的，是可触摸到的，是感性的，过度的务实意识就有可能导向感性化，重视非思辨性，习惯于形象、具体，而不喜欢抽象、理性。在行动上，善于应变现实，把合乎需要作为价值评价和取舍的标准，具有很强的现实化解功能。广州传统文化感性化倾向的另一个明显表现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享乐性，充分肯定对物质生活的追求和享受，是世俗取向和平民取向的文化。

3.开放而有易变性的倾向

广州的经济地理环境，使其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具有开放性。广州传统文化开放性的内在机制，一是由于地处沿海，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使得广州很自然地成为中外文化的结合部；二是因为广州华侨众多，与海外来往较密，文化主体充当了传播媒介；三是频繁的贸易往来使广州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开放性的文化必然具有兼容性。广州传统文化正是在与海内外各种文化交流碰撞中兼容并蓄、融会贯通而发展形成的。开放性的文化也必然具有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移民前往新的地方谋生，必须具备进取精神，从而形成广州人敢于冒险、勇于创新的风气。所以广州人做人做事没有太多条条框框，判断是非、决定取舍时善于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及时做出调整，以与外部环境保持协调。但是这一意识发展到极致就有可能导致易变性、非稳态性，在与外部文化的交流中，不断改变自己，“上得快，转得快，变得快”，只考虑眼前实情，缺乏长远谋划和宏观设计。这种心态说得严重点就是精英意识不足，往往满足于浅尝辄止，小富即安，抱负不够宏大，不愿下大力气大工夫把事业做深做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