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

1.政府间的文化交流

政府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一个传统的重要渠道。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对现代国家外交政策来讲，教育和文化事务已是仅次于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的第四领域。美国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国务卿首席助理菲利普·赫库姆克斯指出:“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教育和文化事务是现代国家外交政策的第四，也是最人道的部分。” ⁽⁶⁾这种政府间的文化交流有培养留学生、语言推广、派遣传教士、赠送书籍、互办国家文化年、友好城市间的交往、体育活动等多种形式。例如，英国政府为了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在1932年成立了“大不列颠对外关系委员会”，把为国外培训英语教学人员和接待外国留学生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日本政府近些年来也在不断增加经费开支，扩大外国学者、学生到日本进修、学习的人数。伊朗政府为了推动伊斯兰复兴，大力资助中亚穆斯林国家兴建经学院和清真寺，派遣了数百名毛拉去进行宣教，并赠送了数百万册《古兰经》。中国政府近些年也举办了中法文化年、中国俄罗斯年、中华文化非洲行、埃及中国文化周、美国中国文化节、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很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这些政府组织的大型国家间文化交流活动，对中国了解世界和对外展现中国文化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民间组织的文化交流

政府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基本是起一种引导作用，国际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还是民间组织的文化交流。它们以更加灵活的方式，丰富了交流主体，进一步拓展了国际文化交流空间，成为当代国际文化交流的强大力量。目前民间文化交流已日趋活跃，交流项目发展非常迅猛，几乎占了整个国际文化交流的90%以上。其主要形式有举办文艺演出、博物馆与图书馆之间的馆际交流、教育文化交流、宗教文化交流等。例如，2008年2月26日，美国著名的纽约爱乐乐团在东平壤大剧场举行了一场大型音乐会，这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1948年成立以后第一支来访的美国交响乐团，这次音乐会的举办与20世纪70年代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种民间文化交流为美朝两个敌对国家之间进行和平对话开辟了新天地。2008年5月7日，中国爱乐乐团及上海歌剧院合唱团联袂在梵蒂冈保罗六世音乐大厅举行专场演出，中国与梵蒂冈尚未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因此这次民间音乐会在梵蒂冈的演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出席音乐会的罗马教皇本笃十六世在致辞中就表示，“这场音乐会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价值和高尚的抱负”。 ⁽⁷⁾

3.跨国传媒集团的文化产品输出(www.daowen.com)

当今世界从相当大的意义上说是一个传媒的世界，他们主要通过文化产业的手段，广泛输出电影、电视节目、报刊等文化产品来影响世界。新闻集团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国际化程度最高的综合性传媒企业，在全球6大洲7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近800个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电影制片厂，新闻集团的卫星向全球2.5亿个家庭传送节目，在美国、欧洲、南美、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中国等市场拥有广泛影响力，成为美国文化输出的强大机器。世界三大传媒和娱乐巨头之一的维亚康姆集团，在国际市场从事着电视节目推广、图书出版等多种业务，其全球音乐频道MTV在近140个国家和地区拥有3亿多用户，尼克知识乐园节目也在海外拥有了3亿用户，影响非常广泛。国际上的另一大传媒巨头——迪斯尼集团，其制作的《米老鼠和唐老鸭》、《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美女与野兽》、《狮子王》、《海底总动员》等动画片，不仅在全球赚得了丰厚的票房收入，而且这些鲜活生动的动画形象也影响了世界各国几代青少年的成长。

4.网络文化交流

互联网被称为“第四媒体”，每天有上亿计的人上网，影响面非常广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6月，美国的网民规模已达到2.11亿人，中国为1.62亿人，网民数量分居世界一二位。日本和韩国的网民也众多，平均每3个人中至少有2个是网民。而文化借助网络技术克服了时空障碍，实现了在全球范围的快速传播，大大加速了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范围。网络这种无与伦比的文化传播优势，已得到了各国政府的充分关注和认可，成为了大家进行文化交流的新型平台。

5.盗版及非法文化产品流入

盗版及非法文化产品流入是一个存在已久的世界性现象，它虽然不属于一种正规的国际文化交流方式，但由于盗版及非法文化产品流入属于处于一种无监管状态下的文化交流，使一个国家对进口文化产品的配额限制与内容审查的管理作用大大降低，因此成为了直接构成国家文化安全的重大因素。例如美国输出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最犀利的武器——好莱坞电影，在世贸组织关于服务贸易的谈判中，我国承诺每年最多只允许以分账形式进口20部美国“大片”，但盗版市场却对此进行了大量“补充”，美国影片刚刚在北美上映，本土还未发行DVD，中国市场上便出现了盗版，所以国内观众根本不受这20部影片的限制。同时，一些没有进行必要内容审查的盗版影片和非法文化产品中间，往往还充斥着色情、暴力、恐怖以及丑化所谓非民主国家领导人与社会制度等不良文化内容，对这些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及主导价值观形成了严重冲击，成为危及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重大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