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萨义德的文化殖民理论

爱德华·W·萨义德生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生前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教授。萨义德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东方学》和《文化和帝国主义》集中体现了他的文化殖民理论。

萨义德的理论有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色彩，其批判的锋芒直指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其明显的理论基石就是“东方学”。

按照萨义德的定义，“东方学不只是一个在文化、学术或研究机构中所被动反映出来的政治性对象或领域；不是有关东方的文本的庞杂集合；不是对某些试图颠覆‘东方’世界的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阴谋的表述和表达……实际上，我的意思是说，东方学本身就是——而不只是表达了——现代政治/学术文化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与其说它与东方有关，还不如说与‘我们’的世界有关”。 ⁽¹³⁾显然，按照萨义德的定义，“东方学”至少包括这样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指的是一种基于对“东方”与“西方”的本体论与认识论之差异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东西方在地理上分别居于地球的东西半球，在其他诸方面也处于长期的对立状态，其原因不外乎双方在政治上、经济上乃至语言文化上存在着难以弥合的巨大差异。第二层含义则指处于强势地位的西方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东方的长期以来的主宰、重构和话语权力压迫的方式，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影响与被影响、制约与受制约、施予与接受的关系。但萨义德同时又指出，东方学可以在三个领域里重合:长达四千年之久的欧亚文化关系史；自19世纪以来不断培养造就东方语言文化专家的学科；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学者所形成的“东方”的“他者”的形象。由于习来已久的这种对东方的偏见，因而，在西方人眼中，东方人一方面有着懒惰、愚昧的习性，另一方面，东方本身又不无某种令人向往的神秘色彩。说到底，东方学在本质上是西方试图制约东方而制造的一种政治教义，它作为西方人对东方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体系，始终充当着欧美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支柱。

毫无疑问，萨义德的富有挑战意味的专著《东方学》，确实为跨学科学术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理论视野，即将研究的触角指向历来被西方主流学术界所忽视并且故意边缘化了的一个领地:东方或第三世界，它在地理环境上与西方世界分别处于地球的两个部分，但这个“东方”并非仅指涉其地理位置，同时它本身还具有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内涵。作为东方人的后裔，萨义德无时无刻不缅怀历史上曾有过的那个令人神往的强大的东方盛世，并为那一时代的一去不复返而感伤和惆怅；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在西方高等学府身居高位的大学教授，他又为自己有资格以一个“他者”的身份来研究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东方”而不无某种优越感。出于对西方帝国主义霸权的痛恨和厌恶，萨义德首先将批判的触角直指西方帝国，而与其相比较，东方则是一个与之相距甚远的“他者”，只是当西方进入衰落之时东方才偶尔被用来反观西方文化自身。因而，在这方面，萨义德的著作使西方主流学术界重新把目光转向东方，这便是他的理论中的“反殖民主义”方面。

但萨义德的尝试还具有强烈的“去中心化”和“解构”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之后的“非边缘化”倾向的先声。解构主义批评的一个重要策略就在于其从西方文化内部来冲击并削弱“逻各斯中心主义”。作为当时的美国解构主义阵营的一位重要成员，萨义德与耶鲁学派的不同之处恰恰在于，他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选取了一个新的批判视角:从“他者”（东方）的视角来批判习来已久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或者说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后旨在消除所谓“中心”意识。应该说，这正是该书的积极意义所在。

1993年，萨义德出版了《文化和帝国主义》一书。这本巨著被称为“对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帝国主义的广泛、犀利的和极具可读性的描述”，它全面地审视了西方文化。从18世纪的作家简·奥斯汀一直论到当今仍有争议的赛尔曼·卢希迪，从现代主义诗人叶芝一直论到具有后现代特征的海湾战争中新闻媒体之作用，其间还透过后殖民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显然具有后殖民性的英国作家吉卜林和康拉德的小说，以一个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对这一学科的局限进行反拨，直到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背景下全面描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和殖民地的反抗的历史，等等。他自己认为，在这本书中，对人类学、历史学和地域研究方面所作的大量实质性探讨发展了在《东方学》一书中提出的论点，因为那些论点在该书中仅局限于中东地区。而在后者中，作者的笔触则扫到了包括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的所有具有“后殖民性”的亚、非、拉和大洋洲地区。如果说《东方学》所批判的主要是欧洲老牌殖民主义者的话，那么这本书的批判锋芒则直指美国。因为，在从1978年到1993年这段时期里，世界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阿以冲突从剧烈到缓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令世人瞩目；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获胜则更是使之成为当今世界唯一的，同时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在萨义德所专注的文化学术领域，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结构主义之后各种新理论的冲击致使批评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关于后现代主义的讨论越来越趋向全球化；而比较文学的兴趣东移则更是导致了一种以东西方文学的对话与交流为特色的新的国际比较文学研究格局的出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后殖民主义大潮不断向中心运动，文化研究在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转型期方兴未艾……这一切都使得比较文学研究者必须正视文化和文化本质问题。因此，萨义德的这本书对当今的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视角和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语境之下来探讨本民族的文化本质都将提供有益的帮助。

在这本书中，萨义德分别对“文化”和“帝国主义”这两个概念作了界定。他指出，“文化”具体指两样东西，第一是指所有这样一些实践，诸如描绘、交往和表现的艺术，它们都有着独立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领域的相对自足性，而且常常以审美的形式存在，它们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给人以快乐；第二，文化也是一个概念，它包括一种精致的、高级的成分，恰如马修·阿诺德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描述的那样，是每一个社会中那些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东西的蓄积。与之相对，另一个术语“帝国主义”则有了新的内容。帝国主义本指统治着远方领土的居主宰地位的宗主国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而作为帝国主义的直接结果的“殖民主义”则是在远方的土地上从事殖民实践，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直截了当的殖民主义业已完结；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帝国主义仍然滞留在老地方，留在某种一般的文化领域里，同时也从事着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社会活动。同样，反抗殖民主义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致使帝国主义不得不认识到，单凭大规模的武装入侵在当今时代已很难达到其效果，因而他们便变换手法，通过文化刊物、旅行以及学术讲演等方式逐步地赢得后殖民地人民。因此，在后殖民时期，东西方的公开冲突也转变为一种隐晦的交流和对话，通过这一系列的交流和对话达到双方的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但在这种交流和对话中，弱势文化无疑会继续受到强势文化的主宰和重构，而对于这种新殖民主义的策略，萨义德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萨义德的文化殖民理论，使我们认识到东方之所以遭受西方的侵略和殖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西方文化的软实力强于东方文化的软实力。我们在道义上谴责西方的侵略和霸权时，也不得不正视东方文化的缺陷。所以，东方国家一定要积极建设自己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途径一是借鉴和吸收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一切积极因素，特别是自由、民主和理性因素，从而增强自身的力量；另一条途径就是在当前情况下，确保自身的文化安全，尤其是意识形态安全。因为，文化是历史地积淀下来的民族和国家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建设也是长期的，人们不可能短时期内就使自己的文化软实力达到足以抵御竞争对手的程度，这就必须首先要确保自身文化的安全。西方国家目前实施的文化殖民政策，更需要东方国家注重维护自己的文化安全。

当然，作为东方国家也不可一味地沉溺于过去遭受侵略的屈辱中，对西方的一切都采取否定的态度，特别是在今天面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情况下，既要自强，更要理性。东方国家要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文化，因为有生命力的先进文化是不怕竞争的，只有在竞争中才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如果在竞争中失败，那么这种文化就是没有生命力的。

【注释】

(1) 韩源:《全球化背景下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2)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www.daowen.com)

(3)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200页。

(4) 塞缪尔·亨廷顿:《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5) 保罗·罗杰斯:《失控——21世纪的全球安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6) 保罗·罗杰斯:《失控——21世纪的全球安全》，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页。

(7)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抉择——美国站在十字路口》，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29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

(9) 约翰·奈比斯特:《大趋势》，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10) 《推进文化创新和文化体制改革软实力也是硬道理》，《光明日报》，2008年7月30日。

(11) 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2页。

(13)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