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号称是自1947年乔治·凯南《苏联行动的根源》问世以来，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响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或介绍或评论，或褒扬或针砭。随后，亨廷顿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战略联盟。

亨廷顿认为，在冷战期间，人们对世界政治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和经济意识形态来界定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不再重要，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为此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主要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美国、欧洲联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亨廷顿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国家间的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他还认为，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分别属于不同文明的临近国家之间，这种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利用各种综合手段达到目的。亨廷顿从“文明冲突”引申出五个主要推论:

第一，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使非西方社会西方化。

第二，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www.daowen.com)

第三，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其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则是穆斯林同穆斯林的战争，并产生了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

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赖于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依靠世界领导人维持全球政治文明特征的意愿，并为此进行合作。

亨廷顿虽然没有直接论述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问题，但是他通过对文明之间冲突的论述，间接地表达了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问题。因为文明之间注定要发生冲突，冲突就有胜负，而决定胜负的是文明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文化的力量。文化所展现出的力量正是软实力。按照这个逻辑，亨廷顿更加看中的是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在这一点上，他与约瑟夫·奈殊途同归。既然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着力量的较量，那么各个文明首先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也就是要确保文化自身的安全。处在被威胁下的文化很难在文化的冲突中取得胜利。当然，亨廷顿本人的出发点是维护西方文明，应对伊斯兰和儒家文明，从而确保西方的利益。这些正是引起我们注意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