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论的代表作是于2002年1月出版的《美国实力的悖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为何不能单干》一书。约瑟夫·奈于此时提出软实力论是有其广阔背景的。

第一，软实力论是冷战后涌动的国际思潮之一。苏联解体后，世界政治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大国关系的重整、民族宗教冲突的增多以及全球和地区金融危机的影响，形成了冷战后国际关系及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除了传统和现实的国际政治外交活动外，国际上试图解决“不确定性”的各种描述、分析、预测和设计当前及未来国际关系与秩序的理论和思潮也应运而生。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属于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且被进一步加以完善的理论思潮。

第二，软实力论在“衰落”和“反衰落”的理论交锋中占上锋。越战以后，美国国内各界开始对本国实力进行评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约以20世纪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美国实力“衰落”论略占上风。论者认为，军事上美国越战失败，军力与苏联相比不占上风；政治上意见歧异，政策不统一；经济上持续通货膨胀严重，增长滞缓，失业率上升，外贸逆差，财政赤字，债台高筑等等，已步入困境且难得解脱，有可能像当年大英帝国一样一步步衰落下去。其代表人物为1987年推出畅销书《大国的兴衰》的耶鲁大学教授保罗·肯尼迪。其主要观点是“帝国的过分扩展”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为免衰落自然就必须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第二阶段，伴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对美国实力的评估出现相反论者。其领军人物是哈佛大学的几位知名学者如塞缪尔·亨廷顿、约瑟夫·奈等。他们明确提出美国在各方面都占有巨大优势，在意识形态感召力、社会凝聚力乃至思想文化活力及影响力等软实力方面更是独步全球，因而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衰落论者提出的各种困难不过是暂时的，经过一个较短时期的调整，少用“硬”多用“软”，避短扬长，美国定会再创辉煌。至海湾战争后已难觅“衰落”一词之踪迹，而“单极世界”、“唯一超强”、“美国治下的和平”等美誉赞词则铺天盖地。在对外关系实践中美出兵动武次数明显增多，频频直接干涉他国内政，越战以来的丧气颓势为之一扫，民气国威随之振兴，国家战略利益得以确保，国际声望亦有提升，正面效应可观。但负面影响也日益显露:开支浩大、人员伤亡、战略上陷入被动地位，如出兵索马里维和不久即遭惨重伤亡被迫狼狈撤出，出兵科索沃深陷进退两难境地等，以致美国政府不得不进行若干战略调整。

第三，软实力论成为美政府战略推进民主的理论依据。面对直接干涉造成负面影响过多的实际情况，并考虑到当时美国全球战略利益大有扩展，硬软实力（特别是软实力）显著增强的态势，不少美战略学家提出因应之道:美今后应进行适度的战略收缩，尽可能以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等非军事的软介入方式来处理与美有关的国际事务，以此确保美战略利益。约瑟夫·奈在《信息革命与国际安全》一书中称，若能将“软力量”与“信息革命”结合起来，就“可以帮助我们遏制冲突，使我们能够抑制处于对立地区人们之间仇恨的扩散，提供对付煽动种族冲突的替代办法，并有助于推动民主政体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思想，美国利用其软实力和信息技术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强行兜售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和制度规则。

约瑟夫·奈的软实力论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理论要点。第一，国际政治力量可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实力”是实现所期望目标的能力。它可划分为“硬实力”与“软实力”。硬实力即强制能力，它来自一个国家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一般通过经济胡萝卜或军事大棒来威胁、利诱别国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情；软实力是一种影响他国意愿的能力与无形的权力资源，依赖于一国文化、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吸引力，具有“非强制性”。换言之，软实力依靠的是某种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和根据特定的价值标准和政治制度设置别人的议程的能力，是说服别人相信和同意某些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以促使他们产生预期的行为。(www.daowen.com)

第二，应当从“三维”角度看世界，软实力不容低估。在约瑟夫·奈看来，世界政治议程犹如三维棋盘。棋盘顶端是经典的国家间的军事问题，棋盘中部为国家间经济问题，而棋盘底部则是跨国间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的综合国力当中，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过。传统的综合国力来自军备、人力、工业技术和资金，这些要素在当今仍旧有效。但是，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产生了一些新现象:战争和贸易已经不完全主导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许多全球性的问题随着科技革新和经济、金融的全球化发展而变得重要起来。世界上很多问题仅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已不能得到解决；全球变暖是一个集体性的问题，需要全球配合来集体解决；国际贩毒网和国际恐怖组织也需要多国的协作才能将其一网打尽；国际金融体系更是发展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阶段——泰国的货币危机可以在短时间内破坏俄罗斯的兑换市场；类似SARS等问题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合作等等。种种新的挑战已经削弱了主权国家单独行事的能力，美国再强大也不能够孤身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美国具有压倒性实力，但“硬”和“软”实力之间出现“悖论”。一方面，“美国至上”，没有国家可以与之抗衡。约瑟夫·奈认为，就实力强大而言，当今的美国超过了巅峰时期曾统治地球1/4的英国。从军事上看，称之为“单极”或“霸权”毫不为过。美军在世界各地大约有3000个军事基地。美国2003财年的国防预算高达393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36.3%，超过位于其后国防支出最大的20个国家的军费总和。美国拥有占绝对优势的核力量，全球主宰性的空军，唯一的、真正的远洋海军，以及在全球投放打击力量的独一无二的能力。从经济角度看，美国GDP规模占全球31.2%，相当于日、德、法等国GDP的总和，几乎是中国的8倍；美国在全球经济的三大领导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中都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在科技方面，美国在信息、通信、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都拥有明显的优势。在最关键的信息和通信技术领域，美国至少领先欧洲5年，领先日本10年。2001年美国的研发支出为265亿美元，占全球研发总额的40.6%，几乎与紧随其后的7个最富裕国家的研发支出总额一样多。在思想和文化方面，即从软实力领域来考察，他坚信美国文化的优越，崇尚自由和民主的理念，以及维护这些理念的社会和政治体制都是美国实力强大的部分原因。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世界产生吸引力，以至于每年成千上万人愿意背井离乡移民美国的原因。当今的美国文化通过好莱坞电影、耐克球鞋和互联网得到了增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受到世人的追随和青睐。这种文化魅力在无形之中改变着世界，尤其占据了年轻一代的头脑和心灵。可以说，自罗马衰落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如此强大，足以凌驾于其他国家之上。另一方面，美政府正在浪费软实力，使其质量日趋下降。约瑟夫·奈看到，美国再强大也有其局限性，实力与民心并不总成正比。以自身安全为由穷兵黩武，换来的很可能是更多的不安全因素。奈认为，本届政府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上。布什总统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由断然宣布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的行为，特别是美政府只因不喜欢某个政权而采取“先发制人”打击的原则，未经联合国授权贸然发动对伊战争，使战争失去正义性，受到其他国家的质疑等行为，都无异于对美软实力的一种破坏性开采。同时，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对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言，希望像罗马那样凭借自身实力实现最关键的国际目标已经不再可能，在高科技的信息时代，第一并非永远第一。美国面临着欧洲、日本和中国的竞争，在军事和经济上采取傲慢的单边主义的立场将行不通。因为权力分配已经多元化，如果没有欧盟、日本或其他国家的同意，美国无法获得它在贸易、反托拉斯和金融管制等方面所期望的目标。美对伊开战之前，皮尤慈善信托基金（Pew Charitable Trust）在29个国家进行调查的结果表明，在过去两年中，美国政策（而不是美国文化）导致其中17个国家持反对态度，其中包括在反恐战争中起关键作用的伊斯兰国家。最近的Pew研究中心民意测验说，美国在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吸引力落到了历史最低点。

第四，软实力同样适用于美国以外其他国家，应提倡多元文化。欧盟有不少软实力，中欧的一些国家，包括土耳其都被欧盟所吸引。一些军事上并不强大的小国，如瑞典也具备一定的号召力，因为它们的文化有令人着迷之处。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由于它们的特殊政治理念和悠久的传统文化，有时也能表现出软实力，比如中国的孝道，与之相关的尊重权威、集体主义等理念。中国文化所倡导的社区凝聚力，可以被用来抵消在西方社会文化当中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对社会的破坏力。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范围的多元文化主义。多元文化意味着你不能将自己的文化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世界上的文化应存在多种多样性，而不是某一民族的某种文化。作为大国应该支持小国的发展，给小国机会让它们表达文化。这样，世界的多元文化就能保留下来。在全球化的前提下，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考虑到他国，特别是小国的利益，应该容忍不同并接纳这种不同。

约瑟夫·奈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国家软实力问题的人。尽管从前的人们也认识到了软实力问题，但是都没有约瑟夫·奈论述得那样清晰。他的思想值得我们借鉴的有这样几点。第一，既要重视国家的硬实力，又要重视国家的软实力；第二，重视国家的软实力，就要反对霸权，尊重别人，尊重别国的文化，承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第三，通过努力建设先进文化，来壮大国家软实力。中国人早就明白，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义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因为道义的软实力最终会转化为硬力量。约瑟夫·奈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解读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