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文化安全是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安全的题中之义。在冷战后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强化，已经成为国际较量、冲突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按照约瑟夫·奈的观点，软实力在国际关系中同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等有形的硬实力一样重要。在国际政治中，如果硬实力是强迫其他国家就范的必要工具的话，那么软实力就是一种吸引其他国家作为自己盟友和伙伴的隐性资源。

一个国家的安全和崛起不仅取决于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有形硬实力，而且还需要作为国家和民族凝聚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文化价值观等软实力。当然，软实力需要一定的硬实力作为基础。我们无法想象一个经济落后和缺乏国际地位的国家会拥有可观的软实力。但缺乏软实力或软实力受到威胁，同样会造成一个国家国际影响力和安全度的下降。因此，一个软硬实力相对平衡的国家才是安全的国家。我们可以从具体的事例来看。

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是一个硬软实力不平衡的典型。日本社会的自我封闭及排外的特征使日本的政治价值、日本的通俗文化没有感召力，与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相比较，就显得毫无吸引力。因此，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只能靠“经援外交”来支撑。而这种仅靠金钱来维持的国际影响力是不能长久的。不言而喻，美国一直是一个软硬实力相对平衡的超级大国，因此它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无比的影响力。在美国的软力量中，美国文化在全球空前强大的影响力最受世人瞩目，因为美国文化正在把所有其他类型的文化推向一边，地方性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生活方式，正在被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效仿和跟进之风所吞噬。然而现在看来，布什政府因忽视软力量而陷入国际孤立，软硬失衡导致国家影响力的下降。在《软力量》一书中，约瑟夫·奈批判了布什政府目前所实施的先发制人的国家安全战略。他指出，布什政府过分倚重美国的超强军事力量，以武力迫使其他国家服从美国的意志，很少关注这样做对美国软力量的负面影响。约瑟夫·奈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在逐渐丧失吸引力，从而加速美国的衰落。而美国摆脱目前国际孤立的惟一途径，就是重建和增强美国的软力量，从而恢复美国外交行动的合法性和国际号召力。

对我国来说，要保证国家的安全和崛起，软实力将是必不可少的资源。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其软实力的主要资源，但中国仍需要充实并完善有自己特色的政治意识形态价值和感召力，来平衡西方社会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这种现代的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对内的凝聚力势必受到影响，对外则很难占领道德制高点。没有一个富有竞争性的政治价值体系，在国际上很难得到全面的尊重和安全。由于文化这种软实力构成了国家实力的重要内容，文化的安全问题也就很自然地成为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的新内涵——后冷战时代的非传统安全因素。

作为国家安全内涵的一部分，一方面，文化安全有其相对独立性（专指文化方面的斗争和较量，与传统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不同），它具有复杂性、隐蔽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文化安全又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等共同构成国家安全的完整概念，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在一般情况下，文化安全问题不能超越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而占据主导地位，但在一条件下其地位也会凸显出来，并直接对其他方面的安全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基于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在内的文化对社会具有的特殊意义和功能，文化安全在国家整体安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而构成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不仅涉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而且涉及一个民族的历史地位和命运。文化安全一旦受到威胁，往往在深层次上动摇国家生存的根基。(www.daowen.com)

这也就是说，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和功能是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等不可替代的。一方面，文化安全要依赖于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另一方面，文化安全对经济、政治和军事安全等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且能为国家提供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和强大的发展经济与科学技术生产力的精神动力。和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安全的直接性、表面性和对抗性相比，文化安全似乎更间接、隐蔽和平缓一些。但实际上，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民族文化和文化民族，在生存时空上的不断压缩或在时空中的不断延伸而造成的文化冲突呈日趋加剧状态，从而使文化安全被推到了突出的对立场中。所以，文化安全成为了一个关乎国家、民族存亡的现实问题，尤其在意识形态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虽然文化和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概念，但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决定文化的主导价值倾向。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都没有放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可以说，前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待文化安全的不同态度和措施导致了国家存亡的不同后果。我们可以以事实来证明这一点。

冷战后，俄罗斯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一书中指出，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经济上的原因，不如说是思想上的原因。正是由于西方对苏联社会“文化核心”的“分子入侵”，先是制造怀疑情绪，然后逐步否定社会制度的合法性，最终导致苏联的解体。而如今多数俄罗斯人也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一场历史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因素是苏共的失败，而苏共的失败首先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苏共后期部分领导人纵容或直接鼓吹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结果导致党内思想混乱，为敌对势力和西方思想的渗透打开了大门。苏共内部的叛徒与西方敌对势力“里应外合”，“相互策应”，导致苏共队伍丧失了信仰，丢掉了灵魂，成为泥足巨人，最终在内部瓦解和外部侵袭下，轰然倒塌，其结局惨痛，教训深刻。

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批准了一项本质为新型战争的计划。信息成了武器，而作战的目的是操纵和改变苏联的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苏联社会形成对周围世界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进而改变其制度。美国中央情报局一马当先，出台了“水滴石穿”计划，声称要“调动一切手段，包括精神手段，摧毁敌人意志”。他们广泛招募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利用宣传、互访、侦察、谍报等手段，进行大规模的心理战。援助、支持苏联东欧境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民族宗教矛盾，煽动社会不满情绪；散布政治谣言，丑化领导人的形象；制造对苏联制度的仇恨，培养对西方的向往。所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前苏联冷战的胜利，事实上是一种文化战争的胜利，是一种文化安全战略的胜利。

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取得了“一超独霸”的国际地位，但仍然重视其国家文化安全战略。如前所述，无论是布热津斯基还是亨廷顿等，作为美国利益的维护者，面对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格局，他们仍然在思考美国的未来和美国的安全，这当然是一种文化安全战略，是一种从“美国信念”和美国价值观出发的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安全战略，尽管他们在有意回避意识形态这个字眼，但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战略。而他们为美国政府所设计和描述的对中国的战略思想更是体现了一种意识形态战略。中国始终被看作是一个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美国对中国的妖魔化和制造的“中国威胁论”，其终极目的无非是保护美国自身文化和价值的生存与发展。亨廷顿之所以写文明的冲突，实际上仍是一种美国传统思维的表现，要给美国设定一个对立面，一个敌人，以维护美国的“美国信念”。纵观近20多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美国对中国始终采取遏制和接触两手策略，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促进中国的和平演变，特别是适应中国加快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在中国推进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私有产权理论为核心，发展资本主义私有经济为指向，服务西方垄断资本利益为依归的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是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武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始终也没有忘记自己主要对手——中国的存在，从根源上说，这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对立，是一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继续。如果我们否认这一点，无疑将我们的命运放在别人的手心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说无疑是饮鸩止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前提下，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清醒的文化安全意识。抛弃“冷战思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不等于没有意识形态的斗争；尊重多种文化的共存是人类进步的要求，但不等于没有文化安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