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相关文献综述

我国学者对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研究起步较晚，起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译介大量外国有关文化安全著作的同时，也发表了一定数量的论文和专著。而且随着我国文化安全形势越来越严峻，国内学术界对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的研究也逐渐深入。总的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分为理论研究、战略性对策研究、以外国为对象的借鉴性研究和微观具体问题研究四大类。

1.理论方面的研究成果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国际问题专家李慎之先生是我国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文化安全理论研究的两位先驱。季羡林先生在《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一文中，对世界文化发展规律作出了经典性的概括，提出从冲突到融合是文化交流的普遍规律。 ⁽⁷⁾李慎之先生1994年在《辨同异，合东西——中国文化前景展望》一文中，也提出了“东西文化融合”的观点。他认为，“事实上，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了”。“在全球化时代，人员、物质、能量、信息在全球范围内交流，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这样的交流必然要带来各个民族与各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与融合。”不过，二老虽然都认为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种文化必然会走向融合，但在究竟将如何融合问题上双方却存在分歧。季羡林先生在《我的人生感悟》中的一篇写于1999年的《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文章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他（即李慎之先生）的论点看样子是东西文化对等地融合，不分高下，不分主次，像是酒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而季羡林先生却坚持“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末提出了“文化自觉”的理论，在他的专著《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里，他用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文化自觉”理论作了高度概括。更通俗的说法，“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同时，生活在不同文化中的人，在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的基础上，要了解其他文化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他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

我国著名学者汤一介先生在雅斯贝尔斯“文明轴心说”的基础上，2002年《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的中华文化定位》一文中提出了新“轴心时代”的理论。他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的一次新的飞跃。据此可以认为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21世纪世界文化发展可能形成包括欧美文化、东亚文化、南亚文化和中东与北非文化（伊斯兰文化），以及以色列和分散在各地的犹太文化等在内几种文化潮流，并且将会成为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逸舟教授是我国最早提出要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学者。2003年5月21日，正当中国遭遇“非典”的时候，王逸舟教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文章，首次明确呼吁中国要重视非传统安全研究对类似问题的前瞻性理论研究，并第一次对“非传统安全”概念进行了界定:“非传统安全”又称“新的安全威胁”，指的是人类社会过去没有遇到或很少见过的安全威胁，具体地讲，是指近些年逐渐突出的、发生在战场以外的安全威胁。他还总结出了“非传统安全”具有问题的不确定性、威胁的多层次性和影响的联动性等三大特点。

浙江大学潘一禾教授在“非传统安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的“相对安全”理论。潘一禾教授2006年在与别人合著的《非传统安全概论》中提出，“如果说古代世界的国家文化安全是由国家硬实力差距决定的绝对概念，那么近代世界的国家文化安全就因为越来越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支持贸易关系的政治、军事接触，而逐渐变为相对的概念”。“频繁的交往和接触使得近代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文化安全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有可能是多赢格局。”潘一禾教授2007年在其专著《文化安全》中进一步对相对安全理论进行了系统描述。她认为，文化不安全感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特有的，全球化促成的频繁国际交流，使得当代国家都不同程度地感到了文化“不安全”。当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并不只是西方文化威胁了东方文化，文化强国威胁了文化弱国，而且是世界各国，包括文化强国和大国，都在全球化的大势下面临非传统文化安全的威胁。

另外，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对文化及文化安全理论进行了研究。如，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1994年在《文化扩张与文化主权:对主权观念的挑战》一文中，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文化因素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出现了两个新的动向:一个是文化扩张主义，表现为文化霸权和横向文化扩张两个方面；另一个是文化保护主义，表现为一些国家在文化霸权的冲击下积极地维护文化主权。文化扩张和文化主权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主权斗争的一个新的领域。河北师范大学教授张骥2003年与人合著的《文化与当代国际政治》，比较深入地探讨了文化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他们提出，文化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对国际政治有着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明显提升，如在冷战后的国际冲突、国际合作、国家主权斗争、全球化进程、国家对外政策与对外战略的制定及国家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北京交通大学路日亮教授2007年在《经济全球化:文化认同、价值渗透与文化安全》一文中，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对文化认同的原则、文化输出与价值渗透的途径，以及对文化安全影响的表现形式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

2.战略性对策方面的研究成果(www.daowen.com)

与理论研究比较匮乏相比，目前国内学者似乎更热衷于对如何维护文化安全的战略对策方面的研究，现在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都比较多，他们给中国在如何维护文化安全方面开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药方。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蒋旭东2002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文化安全战略论纲》论文中提出，随着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中国文化安全既面临自由主义西化论、新保守主义和腐朽没落主义等内部因素的严峻挑战，又面临和平演变和文化殖民主义等外部因素的巨大压力。他由此提出了一个以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发展数字时代文化产业、维护信息网络安全、大力维护和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制定适合中国特点的文化安全政策等为主要内容的21世纪文化发展和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构想。韩源2004年在《维护中国文化安全的战略思考》论文中认为，维护中国文化安全要抢占四个制高点:一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积蓄文化势能；二是保持文化先进性，增强文化创新力；三是以文化建设引领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文化传播力；四是运筹国际文化战略，推动建立国际文化新秩序。肖安鹿2005年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国家文化安全》论文中提出了积极保护的战略思想，他认为，我国在面对文化霸权的侵蚀，在加强防御的同时，还应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与文化竞争，使国家文化安全获得积极的保护。包仕国2007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家文化安全的衍进与重构》中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安全观——和谐文化。他认为，从整体上讲，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目的不再仅仅是努力营造一种安全状态，而是发展为一种相互促进的、发展的、和谐的安全关系。因此他提出，和谐文化是维护我国文化安全的根本战略以及文化创新战略、文化崛起战略和“软实力”战略。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安全观应是科学发展、系统动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国家文化安全观。等等。

3.以外国为研究对象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外国在文化安全问题上的成败经验和对策为研究对象，从国外发展的角度给我国提供了一些借鉴和参考，使自己做到知己知彼，这也是我国学者近些年来比较集中研究的一个方向，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例如，方立1999年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文化扩张与渗透》论文中，较早地对美国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理论依据进行了剖析。李怀亮、刘悦笛2005年主编出版的《文化巨无霸——当代美国文化产业研究》，则主要是研究美国的电影产业、广播电视产业、流行音乐、动漫产业、出版产业等内容，深入剖析了美国文化产业雄霸全球的内在原因以及对世界文化安全的影响。张玉国2005年在其专著《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一书中，对美国和加拿大的文化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并着重探讨了法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在应对美国霸权文化侵略方面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及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戴晓东2007年出版的《加拿大: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则是以加拿大为个案，从历史与理论两个方面来探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文化安全的困境，提出在民族认同的建构中，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王勇2007年的《特鲁多总理时期对美关系中的“文化安全”问题探析》论文，同时也是以加拿大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特鲁多总理时期，加拿大政府如何抵御来自美国的文化侵蚀。靳利华2007年的《冷战后三种国家文化安全的战略选择之比较研究》论文，将当前主权国家分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三种类型，并采取比较研究的方法依次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及除美国外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面对文化安全挑战开出了应对药方，对我国同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如，何群的《对好莱坞配方式生产模式的评价》（《文化产业评论》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王晓德的《美国文化和美国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齐小新的《美国文化研究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顾耀铭的《我看美国媒体》（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赵虹的《浅析美国美国报纸和报业的几个特点》（《科学·经济·社会》1998年第3期）、支庭荣的《美国传播业的全球化取向》（《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3期）、史天经的《普京“可控民主”与俄国新闻媒体》（人民网2006年11月16日）。

4.微观具体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

从文化产业、传统文化保护、技术安全、文化外交、国际文化交流、宗教文化等一些微观具体问题入手进行文化安全研究，也是当前我国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并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

首先，一些学者从文化产业角度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是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文化产业与管理系主任胡惠林教授，他先后发表了《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发展战略》（《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国家文化安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策论》（《学术月刊》2000年第2期，《新华文摘》2000年第6期转载）、《论文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与制度创新》（《思想战线》2003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3年第11期转载）等学术论文，并出版了《文化产业发展的中国道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2004年）、《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2005年）等专著，从文化产业角度对中国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文化产业具有特殊的国家文化安全意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就是保障国家文化主权，捍卫国家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文化立法权、文化管理权、文化制度和意识形态选择权、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的独立自主权等国家文化主权是国家文化安全最核心的内容。他由此提出我国应该尽快确立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利益的文化发展观，建立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加快推进国家文化外贸体制改革和国家文化创新能力建设，以大力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和提高我国文化安全水平。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也从文化产业角度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如，邹广文与徐庆文的《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张彩凤的《全球化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研究》（山东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等。

其次，一些学者根据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论，从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保护角度对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例如，叶中强2006年在《全球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重估》一文中就提出，在全球化语境中提出重估传统文化价值，旨在确立“文化自觉”意识并重塑民族国家的文化边界和认同机制。精神生产蔑弃传统，不仅会消解“传统”的现代意义，亦会消解“现代”的价值根基，最终则会消解对传统进行解释和创新的自主权，使民族文化资源成为“他者”的话语和财富。激活传统和坚持开放，是全球化格局中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汤万文2007年在《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化安全》论文中也提出，当代世界文化形态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在多元文化格局中，为保证我国文化安全不仅要应对外部西方文化霸权主义，还要谨防来自于内部的挑战——文化部落主义，而确保我国文化安全的对策就是要做到文化自觉、文化创新、文化整合并加强文化外交。另外还有李志敏的《全球化对中国文化安全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新华文摘》2001年第1期）、吴满意等的《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挑战及其战略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3期）、钱超英的《身份概念与身份意识》（《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吕新符的《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权势”探讨》（河海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等论文探讨了这些问题。

再次，一些学者从技术和网络安全的角度进行了文化安全问题的探讨。例如，张骥和齐长安的《网络时代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冲击与对策》（《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4期）、马维野的《科技安全和我国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对策》（《中国软科学》2003第4期）、谈锋的《安全预警——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余晴的《生物技术安全立法研究》（福州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唐静的《现代基因技术安全问题的伦理审视》（南京林业大学2006年硕士论文）、杨春平的《国家技术安全体系研究》（大连理工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等都属于此类。张骥和齐长安提出了加强我国网络安全的对策，认为我国应大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果，建立一批以网络媒体为主的大型跨媒体集团，扶植一批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网站。马维野提出了技术安全与其他主要国家安全因素的关系，尤其提出技术基础是维系技术安全的基本物质条件的安全状态，国家重要产业基地如果完全来自国外，并且国内不能消化吸收与创新，将直接危及国家技术安全的技术基础等观点。谈锋提到了中国技术安全中的预警机制，对技术安全的预警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而杨春平则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家技术安全体系构成、事件发生机理、评价机制、预警机制以及优化对策。唐静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基因技术安全利用问题产生的伦理根源及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冲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相应伦理原则以规范基因技术的发展。

另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文化安全研究。如:贾文岩的《中国“和而不同”的文化外交初探》（华东师范大学2003年同等学历硕士论文）、孙红霞的《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化外交》（山东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侧重从文化外交角度，探讨如何反制西方国家的无端攻击，以及如何利用文化外交来建构一个诚实、守信和负责的大国形象，增强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姜飞的《海外传媒在中国》（中国文联出版社2005年版）、肖安鹿的《境外文化产品的进入与当代中国文化安全》（《甘肃理论学刊》2007年第1期）等则是侧重从文化交流的角度分析了境外文化产品对我国文化安全的影响，并提出了要建立健全必要的境外文化产品管理体制，不断加强与推进健康友好的文化交流。朱伟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保护论纲》（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则主要从文化立法的角度，来探讨如何保护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孙程芳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模式的研究》（《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则是从管理学的角度提出建立以国家文化安全预警机制、控制机制、督导机制、合作机制、反馈机制和抗干扰机制为核心的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国家文化安全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