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相关文献综述

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问题最早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提出来的，至今对国家软实力和文化安全的一些相关问题分析得比较透彻的仍然是欧美的思想家，尤其是美国学者。不过由于我们掌握的外国研究文献资料有限，难以对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一一列举，因此只选择了他们在国家软实力与文化安全方面取得的一些最具代表性的观点，从西方文化霸权理论与反霸权文化理论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1.为西方文化霸权提供理论依据的学者及主要观点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加强了文化扩张和渗透的全球攻势。为了配合这种攻势，美国的一些学者纷纷抛出了“软实力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观点。这些观点都为西方国家全面输出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加强文化渗透与扩张披上了一层正义、合法的外衣。可以说是西方国家进行文化扩张和渗透的理论基石。

（1）软实力论

1990年，为了回击80年代美国的学术界、思想界和舆论界兴起的“美国衰落论”，哈佛大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家约瑟夫·奈分别在美国《政治学季刊》（夏季号）和《外交政策》（秋季号）杂志上发表了《变化中的世界实力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出版了专著《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首次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以此来分析国际政治中权力性质所发生的变化。他认为，“硬实力”（一国进行购买和聚合的经济军事能力）和“软实力”（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感召而加以吸引的能力）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在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影响力。在奈看来，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主权斗争的新领域，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软实力问题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到国际关系中的新举措，并成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他还认为，在当今世界倘若一个国家的文化处于中心地位，别国就会自动地向它靠拢，倘若一个国家的价值观支配了国际政治秩序，它就必然在国际社会中居于领导地位。 ⁽⁴⁾

（2）历史终结论与普世价值

日裔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的典型代表，他于1989年在美国的《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了《历史的终结》的论文，并于1993年在此基础上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专著。他认为，冷战的结束，无可争辩地表明西方和西方自由主义己彻底战胜了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这两个旧的敌手。因此，历史己终结于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西方的自由民主已是人类政治的最佳选择与最后形式，消费文化必将造成一个全球同质的西方化的社会。而这正是“人类思想演进的终点和作为人类最后的政府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遍化”。1995年，他又出版了《信任:社会美德及繁荣的产生》一书，进一步提出制度在历史终结时呈现趋同的趋势。“历史终结论”以冷战胜利者的姿态，论证了西方自由主义的“合理性”和“生命力”，并企图把它作为“普世价值”强加给人类社会。

（3）文明冲突论(www.daowen.com)

与福山相信西方文明具有“普世性”相反，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似乎更坚信文明的差异性存在及各种文明之间竞争与争夺的不可避免性。亨廷顿在1993年《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论文以及1996年以此为基础写成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专著中提出: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文明冲突将成为后冷战主要冲突方式。在后冷战时期，国际冲突将主要发生在不同文明而不是民族国家之间，这种“文明冲突”将决定“未来的国际政治”。具有相似文明的国家组成新的联盟，而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将走向分离和对抗，不同文明之间的地理分界线，将是未来的战争线。同时他认为，冷战结束后，文明之间的均势被打破，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未来世界将出现七八种文明，而距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中国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可能联合起来，向西方的利益、价值和势力挑战。因此，他提出要运用经济、军事等一切手段打击伊斯兰文明，以遏制发展为基本前提，限制中国文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独树一帜，开创了冷战后国际政治学中对文化与认同作用的一个崭新时代。不过，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基本是延续了西方冷战的思维，只不过是将意识形态的差异改为按文明的差异来寻找潜在的对手，因此“文明冲突论”发表后立即在世界各国中引起了非常强烈的反响。特别是亨延顿直接将中国文明置于了西方文明的对立面，更是在中国引起了一场关于文化安全的大讨论，大陆及港台学者以专门评论“文明冲突论”为题的论文就有四五十篇之多，而散见于各类学刊上的反馈更不计其数。 ⁽⁵⁾

2.对西方反文化霸权进行批判的学者及主要观点

意大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政治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是西方最先提出“文化霸权”概念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葛兰西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后来在《狱中札记》中，他全面地阐述了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形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文化领域的极端霸权局面。他认为，资产阶级文化控制的结果是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弱化乃至消失，他们在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和渗透下，不自觉地、习惯性地在资本主义的框架内活动，成为贯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发性工具。

美籍巴勒斯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Said）在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专著中提出了“文化殖民”理论，该专著现在已经成为后殖民论述的经典与理论依据。它主要是从西方文化殖民的话语规则、逻辑程式的角度来分析殖民主义者是怎样实现文化殖民的。这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研究被认为是开创了后殖民主义批判的先河。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它是西方依据自身利益，通过精心策划与臆想强加在“东方”之上的文化符号。“东方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进行文化殖民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话语体系和评判尺度，是一种文化策略和文化操作机制，而它产生的后果，则是对殖民地国家的文化控制。西方文化中对亚洲和中东长期错误和浪漫化的印象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萨义德在他后来的《东方主义》的姊妹篇《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则将文化和帝国实践直接联系了起来，从西方文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西方文化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了“世界范围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历史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他明确指出，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实际上也就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英国著名的传播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 Tomlinson）在1991年出版的《文化帝国主义》专著，是一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现象及理论意义进行学术疏理和评判性研究的具有开拓性与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在汤林森看来，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就是指“他们”的文化和生活威胁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他将文化帝国主义分为四个层次来加以解剖和分析，即媒介帝国主义、民族国家的话语、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话语以及对现代性的批判。汤林森既对那种以权力为后盾的旧文化帝国主义对他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威胁进行了谴责和批判，也为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新文化帝国主义作辩解。在他看来，在过去，西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民族文化的衰败固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当今，造成民族文化危机和世界趋同化的罪魁祸首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压制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一书中的一个重要的论据是民族国家都有文化认同的问题。不过他提出的“全球化的效果，势将削弱所有民族国家的文化向心力，即使在经济上强势的国家（先前时代的‘帝国主义权势核心’），亦不能幸免于此”的全球文化“同质化”趋势结论，也受到了国内很多学者的批判。

自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有深入研究，也提出了著名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从第一世界内部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杰姆逊指出，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处于非中心地位，而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把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的世界性价值，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他认为，第三世界必须要以一种新的国家主义来对抗这种文化侵略，但决不是指那仇视外国先进文化的国家保守主义，而是一种将自己国家状况国际化的开阔胸襟和气度。

研究和平理论的著名学者约翰·加尔顿（Johan Galtung）则提出了“文化暴力”理论。他把暴力区分成“直接暴力”、“结构性暴力”和“文化暴力”三种形式。他认为“文化暴力”是西方在后现代时期代替对第三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直接控制的新的统治形式。“文化暴力”是指文化中那些能被用来为直接性的或结构性的暴力辩护、使之合理化的方面。无论是“直接暴力”还是“结构性暴力”，都必须依靠“文化暴力”来获得合理性和道义辩护。他指出，“帝国主义包括了文化暴力的所有，或者至少大部分结构成分，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社会文化的和媒传的。就资本性帝国主义而言，经济因素是基本的，就社会性的帝国主义而言，社会因素是基本的”。 ⁽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