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2西部民族地区传统发展产生的缺陷

建国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产生了许多负面问题。

4.1.2.1经济的片面增长

长期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单纯追求“GDP”增长，追求以“物”为中心，实行“增长优先”的发展战略，忽视环境保护。如民勤县发展高耗水农业的失败。

民勤县地处河西走廊东北部、石羊河流域下游，南依凉州区，西毗金昌市，东北和西北与内蒙古自治区左、右旗相接，东西北三面被腾格里和巴丹吉林两大沙漠包围，是深居沙漠腹地的一块绿洲。全县辖23个乡镇，244个村，12个居民委员会，总人口30.71万人。境内地势平坦，总面积1.59万平方公里，其中沙漠戈壁和盐碱滩占94.5%。干旱缺水，生态脆弱，风大沙多，日照充足，年均降水量只有110毫米，而蒸发量却高达2646毫米;年均日照3028小时，年均气温7.7℃，昼夜温差15.2℃;8级以上大风年均达27.8天，沙尘暴年均37.3天，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干旱、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民勤绿洲的面积虽很小，但它在遏制河西、甘肃乃至华北、全国的生态恶化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民勤县发展经济忽视了本地的资源条件，大力发展高耗水农作物，大量采集地下水资源，而没有因地制宜地发展高效节水农业。从20世纪70年代大量开采地下水以来，年开采量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可开采量。1980年开采量已达到3.45亿立方，超采2.45亿立方。2000年前后开采量更是达到5.85亿立方/年，超采4.85亿立方。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造就了民勤农业经济的繁荣，但同时也促使了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民勤县荒漠化达94%，民勤绿洲只有一条1000多米宽的绿色通道与外界相连，几乎成为沙漠孤岛，是我国沙尘暴四大策源地之一。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带来的繁荣是短暂的，民勤县对民勤属区生态综合治理项目所需资金进行了初步预算，其中涉及节水改造、退耕还林、关闭机井、日光温室、生态移民、压缩耕地、防风固沙、缓冲区建设、工程压沙、牧场荒漠化治理等十大项目，总计需要资金43.18亿元，而民勤县年平均大口径财政收入仅5500多万元。民勤县根本的出路在于发展以节水技术为核心的产业。近几年当地政府大力提倡的“阳光产业”，就是以日光温室、地膜种植、微藻开发和太阳能利用为重点的沙产业。如甘肃省委书记陆浩在沙区调研时为民勤设计了“人均一亩口粮田，每个农户至少建成1至2座高效日光温室”的节水发展奔小康之路^［65］。

4.1.2.2资源的掠夺式开采

长期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实施的是传统增长方式，即粗放型的增长方式。粗放型经营隐含的前提是经济资源供给充裕，只要多投入就能多产出，因此，它的着眼点是扩大投入而忽视投入的使用效率。由于经济资源总是有限的，增加投入必然受到资源数量的制约。这种增长方式忽视了要素的使用效率，一味增加投入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边际收益递减。因此，粗放经营往往表现为不计代价地单纯追求产出的增长。西部很多地区对资源的开发基本上实行的是“有水快流”、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采，对资源和生存环境造成了很大破坏。

西部民族地区传统追赶战略，实现经济追赶的主要途径是加速资源开发，呈现出典型的资源密集型工业结构特征。这些工业对于加快其自身经济发展，缓解全国性能源、原材料短缺状况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新变化的情况下，资源开发导向型的传统工业化战略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许多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甚至关闭的状态，大型水电站和火力发电也面临着生产能力过剩的窘境。如果继续实行资源开发导向型的传统追赶战略，不仅不能带动整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反还会成为发展的沉重负担。

4.1.2.3经济发展的依赖性较强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家政策投资拉动，投资主体单一，依赖性强。以青海省为例，2000—2002年，青海省GDP连续3年以两位数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但增长主要靠政策投资拉动。从投资规模看，社会总投资快速增长，2000—2002年投资增长幅度平均为24.19%，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601亿元(见表4－1)。据测算，2000—2002年全省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在30%～35%，拉动经济增长3%～3.5%，而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相对较低。从投资的资金来源和构成看，国家预算内资金和银行贷款所占比例逐步上升，是投资的主体;而利用外资的比例逐年下降，自筹资金的比例变化不大(见表4－2)。表明青海省引资能力弱，投资环境不理想，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并未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增强^［66］。

表4－1　2000—2002年青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资料来源:《青海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青海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表4－2　青海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分类(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青海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青海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4.1.2.4产业结构背离了资源优势

一般的发展经济学认为，欠发达地区在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上的差距决定了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发展经济学传统倾向于从产业和技术结构入手赶超发达区域，期望以此缩小收入水平差距。然而，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一个区域的产业和技术结构实际上取决于它的资源结构，即资本、劳动力和土地等众多因素。事实上，一旦产业技术结构的选择违背了特定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并不能真正实现资源结构升级。如青藏高原的资源禀赋结构之中真正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是水电资源、天然的生态资源、特色旅游资源、农牧资源以及博大精深的藏传佛教文化。所以，生态经济就成为青藏地区发展模式和产业技术结构选择的必然结果。但是青藏高原地区当前的产业结构正好背离了其资源禀赋的优势区段，造成经济发展的低效益和资源、环境的高成本^［66］。

4.1.2.5社会贫困问题突出

经济发展水平低，偏爱工业发展模式，导致教育、科技、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缓慢，处于落后状态，这一点详见第三章。

4.1.2.6后发优势无法发挥

粗放型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其弊端和局限性是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这些缺陷使西部民族地区的后发优势发挥不出来，无法享受“后进地区的利益”。后发优势是指在先进国家和地区与后进国家和地区并存的情况下，后进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内在的、客观的有利条件。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地位所致的特殊益处，这一益处先发国没有，后发国也不能通过自身的努力创造出来，而完全是与其经济的相对落后性共生的，是来自于落后本身的优势。美国经济学家列维(levy)于1966年从现代化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具体化，他认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五个方面的后发优势:一是后发展国家对现代化的认识要比先发展国家在自己开始现代化时对现代化的认识丰富得多;二是后发展者可以大量采用和借鉴先发者成熟的计划、技术、设备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组织结构;三是后发展国可以跳跃先发国家的一些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在技术方面;四是由于先发展国家的发展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这可使后发展国对自己现代化前景有一定的预测;五是先发展国家可以在资本和技术上对后发国家提供帮助。列维在指出后发国家后发优势的同时，也认为后发展国家在以下几方面存在着后发劣势:一是在现代化的范围与速度方面，后发展国必须由政府组织大规模的行动来实现这个过程，这就很可能会影响民主政治的发展;二是在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依赖方面，后发展国往往容易看到先发展国取得的成果，却忽略了形成这些成果的因素、条件以及成果与社会其他因素的内在关系;三是先发式现代化与后发式现代化之间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社会转型方面差距都很大，这容易造成失望情绪^［67］。具体的后发优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68］:

①技术的后发优势。即后发国家与先进国家存在着巨大的科技水平差距，前者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学习和模仿后者的先进技术，从而比创新更节约资源和时间。

②资本的后发优势。即后发国家资本较稀缺，发达国家资本较丰富，前者的资本收益率较后者高，资本将从后者流向前者，从而有助于促进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发展步伐。

③劳动力的后发优势。它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低，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是一致的;二是人力资本上的后发优势，全球化、信息化和教育的国际化，使后发展国家学习先进国家的专业基础知识、科学技术知识和企业管理知识更为容易和便利，从而能够加快后发国家劳动力素质提高的步伐，缩小与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上的差距。

④制度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可以借鉴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如现代企业制度、宏观调控体制、社会保障制度、金融制度、产权制度、专利制度等等，通过借鉴和改造，可以节约制度创建的成本和时间，从而有利于加快后发国家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⑤结构的后发优势。这种后发优势是由后发国家自身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引起的。资源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先进的工业部门转移，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的增长。这种资源再配置效应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更为明显，它是发展中国家能够赶上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后发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