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1现代发展观的演进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的发展观经历了单纯经济增长论—社会发展论—环境保护论(包括“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增长极限论和循环经济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四个阶段。

4.1.1.1单纯经济增长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渴望通过沿袭西方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即单纯依靠经济增长来迅速改变落后的经济面貌，赶上时代发展的步伐。单纯经济增长论以经济增长为追求目标，以工业化为主要内容，认为只要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就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 P.Todaro)对单纯经济增长论作了很好地说明:“‘发展’在传统上意味着一个最初经济条件或多或少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国民经济，具有能够产生和支持每年5%到7%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能力。……为‘完成增长的任务’，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问题都是第二位重要的”^［57］。单纯经济增长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Arthur Lewis)。

刘易斯在1956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中认为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工业化程度不够，经济馅饼不大;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提高工业化的程度，把经济馅饼做大，就会导致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58］这种观点强调追求单纯片面的经济增长，认为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就是发展，就可以摆脱贫困。但是这种发展道路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真正的经济增长，反而品尝到了“有增长无发展”和“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的苦果。这些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出现经济结构畸形、二元化结构突出、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分配不公、贫富悬殊、社会动荡、环境恶化等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威尔伯(Wilbur)曾一针见血地说:“强调消费和按人口平均收入的增长没有在不发达世界中带来贫困的减少。要说有变化的话，反而是贫困的增加，只有为数很少的阶层富有了，大多数人口却在不发达的泥沼中陷得更深”^［59］。

单纯经济增长论的根本缺陷是物本性、单一性、短视性和急功近利性。这种发展观没有把“发展”与“增长”这两个概念区分开，实际上是把发展、进步等同于经济增长。具体讲:一是没有看到人的社会性和精神性，没有看到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过分强调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有效性，忽视该指标所固有的缺陷。二是没有看到人和自然、人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将人类与自然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不是和谐地统一起来，忽视了生态环境支撑能力的有限性，违背了经济发展要以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为基础这一基本法则。

4.1.1.2社会发展观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开始对“发展就是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进行批判性反思，越来越多的学者清楚地认识到:按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衡量的“发展”并没有惠及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就业问题、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严重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善。于是就有了发展是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变革的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与社会变革的统一。这既肯定了经济增长对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又强调了发展中质的变化是社会变革。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出:发展=经济增长+社会变革。

1968年，瑞典发展经济学家缪尔达尔(Myrllal)出版了《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一书。认为发展不只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且包括整个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过程的上升运动。这实质上指出发展是一个摆脱贫困、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过程。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杜德利·西尔斯(Dudl Sears)在《发展的意义》一文中明确提出:“对一个国家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降下来了，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发展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60］。另一位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Almond)也指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两个政治变量是:政府能力(或权力)，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这两个变量也叫做两个‘P’(power和participation)。”“两个经济变量是指经济的增长和分配或者是财富和福利，它们叫做两个‘W’(wealth和welfare)”^［61］。

社会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只是发展的手段，社会公正、增加就业、改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除贫困才是发展的终极目标。社会发展观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更加重视发展的社会效果，但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引起积极响应，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某些观点和政策方案过于偏激，否认了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与当时发展中国家极力发展经济，改善贫困的状况不符;另一方面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增长需求强烈，对经济发展所可能引起的代价问题重视不足或持有意宽容的态度。同时，这种发展观对发展的理解仅仅限制在经济、社会领域，即使就社会领域而言，发展也不仅仅涉及分配、收入和就业问题，因此，这种发展观还有待完善。(www.daowen.com)

4.1.1.3环境保护论

单纯经济增长论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其理论前提是: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具有无限性，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所依赖的自然资源在数量上是不会枯竭的，因而对它们的开发可以不受约束;自然环境的自净能力具有无限性，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废弃物排放所需要的自然环境在容量上也是不会降低的，因而对它的利用可以不受约束。针对经济增长论的缺陷以及工业文明带来的负效应，经济学家及环境学家纷纷对它提出批判。“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循环经济发展观、增长极限论等，都是这种观点的杰出代表。

(1)“宇宙飞船经济”理论。“宇宙飞船经济”的观点是由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鲍尔丁(Kenneth E.Boulding)于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他的基本观点是:我们人类惟一赖以生存的最大的生态系统是地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无垠的太空中的一艘小小的太空船(即宇宙飞船)。人口和经济不断发展，终将用完这个“小飞船”内有限的资源。人类生产和生活所排放的废物最后会污染“飞船”舱内的一切，就像污水充满整个污水池一样。到那时，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崩溃。因此，人类必须改变过去那种“增长型”经济、“消耗型”经济，建立起一种既不会使资源枯竭，又不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能循环使用各种物质的循环式经济体系。

(2)循环经济发展观。在“宇宙飞船经济”理论的基础上，鲍尔丁提出了“循环经济”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从物质流动的方向看，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是一种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即“资源——产品——废弃物”，而循环经济的增长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以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

(3)增长极限论。1972年，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提出了增长极限论。其中心论点是，人口增长、粮食生产、投资增长、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具有按指数增长的性质，但人类生活的空间是有限的，资源是有限的，地球吸纳消化污染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如果按目前的趋势继续增长下去，将使世界面临一场“灾难性的崩溃”^［62］，其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停止增长即零增长。

环境保护论对于沉浸于单纯经济增长论中的人们来说是一帖清醒剂，它最大的贡献是警醒人们重视资源环境对增长的制约，使人们认识到了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然而，这种观点过于悲观，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就是停止发展，是深受贫困和饥饿折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接受的。环境保护论低估了科技进步的作用和速度，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对既成发展界限的突破性，缺乏认识发展的社会和政治维度。

4.1.1.4可持续发展观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人们开始认识到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全面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忽视社会改革和全面进步，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就不是真正的发展。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Brundtland)夫人任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究报告中，首次清晰地表达了可持续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经典表述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63］。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热内卢宣言》和《21世纪议程》两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可持续发展观被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同。

可持续发展观的主要思想是:①强调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注重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注重人与人关系的优化，以实现社会各个领域的整体推进和协调发展。②强调代际公平，代际公平就是要处理好当代人的发展与后代人发展的关系。人类历史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后代人拥有与当代人相同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必要资本，包括环境资本。③强调代内公平，代内公平就是要处理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这是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向可持续发展转变的必要前提。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应该对全球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并在环保方面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帮助。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整体的发展观，是经济、社会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协调发展过程。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和自然系统三个系统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综合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系统^［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