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国外研究动态

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埃吕尔(Jacques Ellul)在《技术社会》(1954)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适用技术这一观念^［3］。他认为技术之所以成为技术，其特征是由它与社会的相互关系而界定的，脱离了技术所处的环境，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技术。如他指出“技术也许是自主的，然而没有任何技术能在既定的经济、政治、智力的环境之外发展”^［4］。他还认为，现代技术发展的权力和财富过于集中化，它的发展已不再是提高广大人民生活水平而是追求最大利润。他认为技术的发展应该增加对个人自由和人权的关心。埃吕尔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随后，针对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问题，适用技术理论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一是偏重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二是偏重于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问题。

1.4.1.1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英国经济学家舒马赫(E.F.Schumacher)在《小的是美好的》(1973)一书中提出了“中间技术”(Intermediate Technology)理论。他认为发展“中间技术”是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社会问题和发达国家出现的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良方。舒马赫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最适用于发展的技术是中间技术，即介于先进技术与传统技术之间的技术，形象地称之为介于镰刀与拖拉机之间的技术。舒马赫指出“中间技术容易被学会制造，能够使这些人自给自足、自力更生”^［5］。中间技术提出后，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既有赞同也有反对。在这种批判和探讨的过程中，舒马赫在“中间技术”的基础上，提出了“适用技术”(Appropriate Technology)概念。

此后，又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一些与舒马赫稍有不同的适用技术理论，其中以印度学者雷第(A.K.N.Reddy)的“适用技术论”影响最大。雷第提出，发展中国家应根据最小成本或最大收益的经济原则，考虑本国的生产要素状况、市场规模、社会文化环境、吸收创新能力等因素，选择最切合本国国情的技术，充分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6］。

日本技术论专家星野芳郎在《未来文明的原点》(1980)一书中提出“多样性技术”(Diversity Technology)理论。星野芳郎认为，工业技术是以定量化、集中化和分工化为特征的，而自然本身是在经常流动着、变化着和循环着的。随着巨大单一的工业技术的迅猛发展，生产和自然的冲突就爆发了，工业技术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和人类社会的巨大破坏。现代人类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仅靠单项技术的开发就能解决的，而是必须依靠整个技术体系的历史性转变才能解决。不仅要发展“适用技术”和“中间技术”，而且要保留大批量生产体制的优点。所以，“多样性技术”才是最有希望的^［7］。

与此同时，召开了多次以适用技术为主题的国际性会议，许多国家陆续出版了一批有关适用技术的专著，《适用技术》杂志也于1974年创刊。英国、巴基斯坦、墨西哥、加纳等国还建立了多种形式的技术组织和机构，欧美和日本也建立了上百个有关适用技术的研究中心^［8］。(www.daowen.com)

1.4.1.2针对全球的生态问题

现代技术的应用严重割裂了技术和经济、技术和社会、技术和生态、技术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有机关系，破坏了生态环境及社会发展的有机性与整体性，同时又使人性在社会发展中呈现出某种病态，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经说过“技术进展是一种悲喜交集的福音”^［9］。

针对全球的生态问题，英国学者罗宾·克拉克(Robin Clark)提出了“替代技术(Alternative Technology)论”，另一位英国人丹皮特·杰克逊(D.Jackson)将之上升到理论高度，1974年出版了《替代技术与技术革命的政治》。他们认为，替代技术就是与巨型集约化现代技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技术，是一种“以确保衣食住行为大前提，不产生公害和浪费的技术”^［7］225，所以“是一种不导致人隶属中央管理模式，倒是更为适应人的需要实行分权性的技术”^［10］。

生态运动中绿党提出了“软技术(Soft Technology)论”。绿党(Green Party)把工业文明的机械技术称之为“硬技术”，而把他们提倡的技术称之为软技术^［11］。绿党强调软技术是以人为中心的技术，有利于人口和经济的稳定，软技术重视生产和消费，关心真正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精神需要和对劳动本身的需要。软技术是自力更生和劳动密集的，因此是小规模和分散化的。

近些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影响下，出现了“生态技术论”和“绿色技术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