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适应性变迁与整体性变革的讨论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威胁，人们目前把过多的焦点集中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特别是二氧化碳减排方面，似乎有着把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技术化的倾向。在此背景下，变革经济系统、发展低碳经济成为非常流行的口号。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口号所代表的是一种适应性变迁的路线，其理论根源可以追踪到结构功能主义，该理论强调社会系统自我调适、自我恢复、自我均衡的能力。当然，在实践层面，我们也还难以排除其背后西方观念、资本以及权力等的影响。

在西方环境社会学界比较流行，并且近年来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大影响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实际上可以看做适应性变迁理论的一种代表，尽管这种理论关注的核心议题是现代化与环境风险之间的矛盾与协调。很明显，这里的环境风险包含了气候变化风险。

以摩尔和斯帕尔戈林等人为代表的生态现代化理论，旨在谋求化解经济发展和环境风险之间矛盾的路径。该理论被认为是在激烈的环境主义者与资本的辩护者之间选择了折中路径，主张通过使用新的、精巧的、干净的技术实现对生产—消费循环的大规模重构。该理论强调了在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技术创新和应用，改造经济系统的可行性，并且相信经济系统的变革将带来环境友好的生态取向的现代化。虽然该理论分析指出市场、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进化，造就了生态现代化的条件，但是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渐进变革取向的理论。并且，该理论的普适性正在经受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挑战。实际上，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简单地企求生态现代化可能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它们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如果缺乏整体性变革和路径选择的话，社会系统自我调适以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会相当地弱小。

包括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内的一些主张适应性变革的观点，更是与主张全面地、整体性地推动社会变革的观点相对，后者认为只有整体性变革才能化解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环境风险，其中包括气候变化风险。这种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改变国际、国内层面的不合理的政治经济秩序，抛弃环境不友好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在充分尊重环境并规避环境风险的前提下重建新的社会形态。毫无疑问，这样一种变革会遭遇广泛的阻力，并且是短时间内难以见效的，但是，也许它是一种“更为彻底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退一步说，即使是谋求适应性变迁，恐怕也应该重视变迁的关联性和整体性。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经济系统只是大的社会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经济系统与其他的政治系统、司法系统、宗教系统、教育系统等是密切相关的。在很大程度上，经济系统只是一个基础性系统，其功能在于满足其他系统的资源需求。由此看来，如果没有其他系统的变革，经济系统的导向机制就不会发生变化。^[25]面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与复杂性，要求社会的各个子系统都需作出回应，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联动。因此，我们要发展的也不仅仅是低碳经济，同样重要的是要推进低碳政治、低碳生活与低碳文化建设。

【注释】

[1]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4]http://unfcccint/resource/docs/convkp/convchin.pdf.

[5]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气候变化的政治》，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参见Eugene A.Rosa＆；Thomas Dietz，“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Speculation，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International Sociology，vol.13（4）：421455

[7]工业革命前，二氧化碳在大气中的浓度大约为280ppm，几乎固定不变。

[8]根据世界气象组织2009年11月23日发表的《2008年温室气体公报》，2008年二氧化碳在地球大气中的浓度为385.2ppm，甲烷的浓度为1797ppb，均呈持续增长之势。

[9]参见［美］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肖晨阳等译，159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10]参见［美］迈克尔·贝尔：《环境社会学的邀请》，昌敦虎译，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www.daowen.com)

[11]参见Constance Lever-Tracy，“Routledge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in Constance Lever-Tracy and Barrie Pittock，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anintroduction，p.5，Routledge，2010。

[12]参见Constance Lever-Tracy，“Routledge Handbook of 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in Constance Lever-Tracy and Barrie Pittock，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anintroduction，p.5，Routledge，2010。

[13]参见［美］查尔斯·哈珀：《环境与社会——环境问题中的人文视野》，肖晨阳等译，16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14]参见《气候暖化，另一个千年虫？》，载《联合早报》（新加坡），20100221，转引自中国新闻网，20100221。“气候门”事件是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气候研究中心被指捏造气候变暖数据的丑闻。“冰川门”事件是指IPCC发表的气候变化报告中存在重大引用资料“失误”，说喜马拉雅冰川将在2035年消失的结论严重违背事实，事实上是非专业人员的个人猜测。

[15]参见［英］史蒂文·耶利：《京都之后的社会学和气候变化：社会科学在解释气候变化上的作用》，见：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38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16]参见Catton，W.R.Jr.and R.E.Dunlap，1978，“Environmental Sociology：A New Para-digm，”American Sociologist，13，pp.41-49。

[17]参见孙嘉明等编著：《全球社会学——跨国界现象的分析》，20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18]参见上书，21页。

[19]参见Eugene A.Rosa ＆ Thomas Dietz，“Climate Change and Society：Speculation，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International Sociology，December 1998，vol.13（4）：pp.421-455。

[20]［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洪大用等译，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1]［加］约翰·汉尼根：《环境社会学》，洪大用等译，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2]参见上书，32页。

[23]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21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

[24]参见［德］乌尔里希·贝克：《为气候而变化：如何创造一种绿色现代性？》，见：曹荣湘主编：《全球大变暖——气候经济、政治与伦理》，36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5]参见洪大用：《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