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建设的民生取向

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们现在面对的一个很大的现实挑战在于，如何使经济社会发展惠及每一个人，使全体社会成员都有机会参与发展过程、共享发展成果。这一挑战意味着，以往经济增长的包容性还很不足。譬如，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等的不平衡、不协调，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变；地区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还未根本扭转，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未改变；真正富裕起来的人在全体社会成员中只是少数，一些个人、群体和阶层占有的社会财富过于集中。与此同时，城乡仍将有6000多万贫困人口处于低水平温饱状态，每年有上亿的灾民需要救助；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福利保障的供给不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仍然非常突出，对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公平感和幸福感造成了很大影响；社会利益格局的现实不均衡性导致了较明显的排斥性，也是导致一些个人、群体和阶层对社会和国家认同感降低的重要原因，等等。

这些都决定了社会建设已经成为了一个紧迫的任务，而保障和改善民生则是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根据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要求，社会建设的内容包括教育、就业、收入分配、覆盖城乡居民的保障体系、医疗公共卫生体制、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和团结等方面。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不同层面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作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具体地说，我们从民生的基本需要层面、民生的发展需要层面、民生的情感价值需要层面，对“民生为重的社会建设”进行剖析。

1.民生的基本需要与民生福利保障

民生问题，通俗地说，就是老百姓遇到的与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也可以说是老百姓过日子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用社会学的术语说，就是一个社会的成员，如何从社会和政府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来支撑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问题。^[6]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引起了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化，也带来了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的某种不均衡。由于社会成员所处的社会位置不同，所获取的资源数量也不尽相同。如所受的教育不同，从事的职业不同，所在的地区不同，所处的阶层地位不同，健康状况和年龄大小不同，彼此间获取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能力也很不同，所获社会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亦差别甚大。因此，社会成员彼此间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也就有所差异，在现实中这种差异甚至非常大。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非常困难的个人和群体处于极度贫困的状态，居无定所，食不温饱，还有一些人虽然境况可能好一些，但也是为了生活得体面一点而奋力挣扎。相比之下，社会的少数个人和阶层则住着高档别墅，开着豪华汽车，拥有特殊的身份，享有特殊的待遇，等等。由此可见，我们的社会目前的发展不均衡、社会包容程度低，使得一些社会成员被排斥在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范围之外。这类现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社会的稳定必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从民生问题的基本含义可见，民生问题的首要方面在于最为必要的日常生活问题，只有必要的日常生活得到基本满足之后，才能为其他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提供条件与基础。在这方面，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有一定的借鉴价值。马斯洛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求，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五种需求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关系，并且后三种层次较高的精神需求，在前两种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将越来越强烈。^[7]基本的物质性需要如果不能得到满足，就导致基本的民生问题，常常会引发不公平和不正义的感受，许多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也往往由此产生。同理，在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社会成员对衣食住行、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环境等方面的需求，也是基本民生问题的具体表现。比如，就社会弱势群体而言，随着我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城市化的快速推进，社会分化也在加剧，贫富差距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令人关注的是新社会贫困群体的不断涌现，如农民工群体、蚁族、“房奴”、“孩奴”、“车奴”等等。“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交通难”等民生困境也随之而来。在这些群体中容易产生较强的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这又对不同群体和阶层相互间的关系增添了负面因素，各种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也因而容易被激活和激化。另外，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我国可能面对“未富先老”的困境。近年来，不仅老年人口数量增长、人口规模扩大，而且老年人的各种社会问题也更加凸显。其中如“空巢老人”、单身老人、孤寡老人、残疾老人等问题非常突出，这些老人的身边大多既无子女照料，又无他人照料。老年人的这种实际境况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一个警示。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一个社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面对如此众多的老年人。因此，如何妥善解决老有所养问题，使老人与自我、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相互协调，使老年人生阶段有尊严和有价值，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与上述情形相对应的是，安全问题也成为社会大众较为关注的民生话题。由于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剧烈时期，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不仅很多，而且呈现动态趋势，社会仍然缺乏较为完善的保障体制，个人和群体的自我保障能力也比较脆弱，很难使社会成员的生活获得有效的安全防护，社会安全指数也因而降低。最近几年来，突发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有的地区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给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带来了严重干扰。

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加强社会建设，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就业和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医疗卫生事业改革发展，全面做好人口工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8]全会公报中反复强调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都涉及民生福利保障问题。这表明，“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关键任务之一，就是通过适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民生福利保障体系的建设，进一步推进福利保障服务的均等化、福利保障资源配置的普惠化、福利保障权利享有的普遍化，为民生的基本需要提供更好的安全防护。

2.民生的发展需要与民生的品质追求

民生问题首先是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涉及维持正常生活的基本需要，这类基本需要也可以说是底线需要。基本需要或底线需要尽管是必不可少的，但毕竟仅仅是民生需要中的一部分。民生需要中还有更高的需要，这类需要关系到人的进一步发展和生活品质的高低。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是一个最低标准，人的需要是动态变化的，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个基本尺度上；而且，人的需要在质上也是发展的，因为人们往往渴望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获得更好的条件、拥有幸福的生活。我们可以将民生需要中这类比基本需要或底线需要更高的质量需要，称为发展性需要或品质性需要。

人的生活质量的高低是判定一个社会发展健康完善与否的价值尺度。美国学者戴（Day）从满意度的角度对美国生活中的12个领域进行了主观测量，包括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与工作有关的生活领域、个人健康、娱乐、精神生活、自我、健康、物品与服务的购买与消费、物质拥有、联邦政府的工作表现、当地政府的表现。^[9]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戴的观点也大大动摇了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为目的的社会目标。有学者指出，从生活质量的角度来审视现时期我国社会发展的水平，以纯粹的经济视角衡量社会发展的局限性越来越明显，视物质财富为社会发展唯一目标的观点逐渐被强调多元视野的生活质量概念所替代或拓展。^[10]特别是从民生为重和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衡量，单靠GDP的高速增长已经不能说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www.daowen.com)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趋势本身也是人民要求生活质量水平能够得到不断提高的一种反映。所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质量应当采取更为合理的衡量尺度。事实上，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从我国各个区域的发展势头看，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区的国际化都市在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现已开始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或生活质量。从居民历年收入的数据来看，城镇居民收入与农村居民收入还有很大的差距，这直接导致了城市（或城镇）与农村在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一般情形下，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也正因如此，一些城市将生活品质的提高作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目标，并以此来塑造城市的形象和品牌。

例如，杭州市近年来明确地提出以“生活品质之城”作为自己的城市品牌，围绕这一目标展开了持久而深入的城市生活品质化运动。在杭州人的理解中，生活品质是民生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品质体现以人为本、以民为先，它从人们日常的、又是根本的需求的角度来审视城市发展，把城市发展放到了现实而又是终极意义上，使城市与市民紧紧地贴在一起，使经济社会发展与市民日常活动紧紧地贴在一起。提高生活品质，既是每个普通人的当下愿望、日常需求，也是杭州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根本目标。”^[11]生活品质涉及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依此构建了生活品质评价体系，民生需要构成了其中的各项具体指标。具体来说，生活品质主要表现在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等五个方面。在经济生活品质方面，把劳动创新视为美好生活的本身，倡导在创新中享受生活，使每一个人的创造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或者说把知识、科技、艺术等文化元素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创新生活方式与生活内涵。在文化生活品质方面，提倡文化融入生活、提升生活的过程，使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的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使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更加和谐融洽。社会生活品质主要表现在，首先，保障和改善民生，既要有面向全体人民的普惠制，更要有针对困难群体的特惠制。其次，让全体人民共创生活品质，共享品质生活。最后，以新的思路、新的举措，促进社会公平、确保社会平安、增强社会认同。在政治生活品质方面，主要表现在重视民主民意。在环境生活品质方面，注重环境和人才，让生态成为活的生态、生活化的生态，让生活成为生态化的生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城市的生命长存、永续发展。^[12]在这一评价体系中，各项指标反映出了一系列重大转向：从以城市建设为本转向以人的生活为本，从注重经济发展指标转向更加注重人文发展指标，从注重客观理性分析转向更加注重主观感性评价，从注重共性指标转向更加注重个性指标，从注重人的生存性指标转向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性指标，从注重反映量的指标转向更加注重反映质的指标，从注重单项性指标转向更加注重集束性指标，从注重以现状的静态反映转向更加注重对变化机制的动态描述。^[13]生活品质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使杭州“生活品质之城”的城市品牌建设具有了可操作性和可评价性，目前已在国内外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3.民生的情感价值需要与共同体构建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来说，为了自身的持久生存和持续发展，必须加强共同生活的凝聚力，使社会成员对共同体持有基本的认同，以自己所在的共同体作为情感与价值的归属。这就使得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成为了一种更高层面的民生需要。因此，对于我们进行的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共同体的构建，特别是从精神层面培育和增进社会共同性，既是一个现实需要，也是一个严峻挑战。

伴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和经济体制的持续转轨，市场经济的兴起结束了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起了社会利益结构的深刻变化，竞争、交易和博弈越来越成为普遍的社会行为方式。社会的组织模式也随之转变，以往旧的组织形式纷纷解体，许多个人亲身经历了从“单位人”到“社会人”再到“社区人”的变化。这同时也是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大分化时期，社会的阶级阶层关系发生了重新型构。与上述情形相对应的是，社会流动的人口规模和频率指数一直处于高位，其重要的结果是，人际关系的疏松、传统纽带的削弱，陌生人世界成了一个为大家熟知的社会现象，“熟人社会”反而渐行渐远、越来越陌生了。于是，新的社会整合的需要、新的社会团结的要求、新的人际和谐的期待，摆在了社会和个人的面前。也正因如此，走过了巨变之路的人们愈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在其中的这个社会的共同性已经成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筑人际关系和谐的、互助合作的新的社会共同体，这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通过制度创新破解这个难题，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挑战。^[14]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的陌生人世界里构建社会共同性，正是社会建设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实践中，社会共同性至少有两个基本的方面，即利益的共同性和意义的共同性。利益的共同性反映了社会成员在基本利益方面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并以此作为基本权利和义务体系的基础，形成稳定而持久的社会合作方式，社会的共同生活也因而成为可能。意义的共同性则是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和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它始终贯穿于社会生活之中，体现为人们对身在其中的社会、社区、家庭等生活共同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共遵共享的价值体系促成了社会成员的共同意义赋予，从而能够产生共同的选择和共同的行动。可见，意义的共同性在任何一个社会的共同生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

意义共同性或价值共同性作为共同生活中的情感价值需要，对保障民生发挥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因为，意义共同性或价值共同性是人们将现实利益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在思想和观念上的提升，是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对于自己实际的所享、所得、所处地位等，自我赋予的相似性或相同性的认知。意义共同性以利益共同性为基础，但又不等于利益共同性。因为利益共同性并不能必然保证产生意义共同性，社会成员、社会群体或社会阶层有可能对相同的利益赋予不同的意义，甚至相反的意义。这就是说，即使一个社会中的成员在实际上有着较高程度的利益共同性，但如果他们不善于将这种外在的、客观的共同性转化为内在的、主观的共同性，那么断言这个社会具有意义共同性还缺乏充足的理由。因此，应当倡导这样的智慧：“当我们合理地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反过来这个世界看起来就是合理的”，“我们应当积极地接受和认可我们的社会世界”。^[15]显然，“合理地看这个世界”、“积极地接受和认可我们的社会世界”，离不开我们所说的社会成员将利益共同性转化为价值共同性的实际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天赋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仅有赖于社会成员的持续学习，也有赖于社会的不断呵护和培育。

社会共同体的构建，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物质利益为主的有形的“硬”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硬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而意义共同性的构建，则主要是与合理配置和培育以文化力量为主的无形的“软”社会资源，从而是与增强和培育软实力联系在一起的，进一步又是与将软实力转化为“硬财富”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员在观念和价值观方面的共同性，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社会在利益结构方面的共同性。意义共同性触及到了在“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何以共同生活”、“我们何以更好地共同生活”这样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