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两类矛盾学说的实践与曲折

综上所述，两类矛盾学说是在继承党的理论和政治传统，同时回应国内和国际的时势需要而提出的。由于很好地回答了国际共运以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面临的紧迫而重大的问题，加上党内具有长期积淀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该学说很快为党内所接受，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治理社会冲突的基本理论和政治框架。然而，尽管该学说为党内外所普遍接受，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被很好地贯彻，而是发生了很多曲折，甚至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重大曲折，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渐拨乱反正。

社会冲突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因此，要理解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所经历的历史曲折，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情境及其对有关政治决策的影响，包括没有被当事人意识到的潜在影响。两类矛盾学说正式发表的1957年，正值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刚刚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毛泽东预计要10～15年时间，甚至更长，但实际上只用五年时间就基本结束了，不但完成时间大大提前，而且过程非常顺利。相对于当时苏联和东欧国家异常低迷的社会形势，中国的社会形势可以说是“风景这边独好”。这无疑让毛泽东和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心情非常振奋。这种心情从毛泽东及其他中共领导人在1956—1957年反右之前的各种讲话中不难体会出来。比如，在八大开幕词中，毛泽东就非常有感染力地说：“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在两个革命的实践中，证明了从七次大会到现在，党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党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我们的党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团结，更加巩固了。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很大的成绩。”^[18]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昂扬的情绪和高度的自信，即使面对苏联“秘密报告”事件、波匈事件和国内罢工、请愿、闹社等负面消息造成的严重影响，毛泽东亦未如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如临大敌，反而大胆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也有矛盾，并且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9]，只不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这两个矛盾经常地、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不再是对抗性的，而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20]。于是有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3月6—12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16日，又发出《关于传达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指示》，要求将毛泽东的讲话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精神尽快向党内外传达。

为了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中共中央决定开展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准备整风。他相信，整风运动不但不会削弱，反而会提高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们还有缺点，这个事实也要肯定。……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缺点和错误也还不少。因此我们要进行整风。我们自己来批评自己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会不会使我们的党丧失威信呢？我看不会。相反的，会增加党的威信。……共产党是不怕批评的，因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工农基本群众是在我们方面。”^[21]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说：“我们的国家已经从革命的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正处在一个新的剧烈的伟大的变革中。社会的关系根本变化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随着变化。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要能够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要能够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为着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而奋斗，必需同时改造自己。但是，党内有许多同志，并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这种新情况和党的新任务。同时，又因为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处在执政的地位，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有许多同志就容易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而有一部分立场不坚定的分子，就容易沾染旧社会国民党作风的残余，形成一种特权思想，甚至用打击压迫的方法对待群众。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滋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改进作风，以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22]

中国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受到党员和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积极参与，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大量意见。开始，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对这些意见是非常欢迎的。但很快，随着一些极端言论的出现，毛泽东对形势的判断开始发生变化，于5月15日写下《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认为“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23]。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时《人民日报》于6月8日和12日连续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和《不平常的春天》，于是，以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为宗旨的整风运动迅速逆转为以反对修正主义为目标的反右运动。在执行过程中，反右又被迅速而严重地扩大化，到1958年夏季反右运动结束时，全国划出的右派竟达55万人。后来的事实证明，这55万人中，“除了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24]。

显然，反右派运动的扩大化给新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一个直接的影响是，再也没有人愿意讲真话了。而根据毛泽东的设想，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途径^[25]，而没有人愿意讲真话，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矛盾解决方法于是成了无所依傍的浮萍，再也起不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作用。这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薄一波指出：“从反右派开始，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达20年的时间里，毛主席提倡的那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一直未能出现，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没有认真贯彻执行。”^[26](www.daowen.com)

另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通过八届三中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中共中央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新将阶级斗争上升为主要矛盾。^[27]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共中央领导人都认为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党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28]然而，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却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又说：“‘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29]

接下来，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宣布：“我国现在有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30]。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和其他反动派，另一个是正在逐步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两个劳动阶级，一个是农民和其他原先的个体劳动者，一个是工人阶级，这是全国人民中的最先进的队伍，是我们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力量。“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31]至此，八大一次会议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被完全颠覆。

中国共产党把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内部矛盾改变为阶级斗争，从根本上影响了新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主题、思路和政策。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在阶级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这一论断的指导下，极左路线愈演愈烈，“反修防修”取代“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社会冲突治理的目标和主题，专政取代批评和教育成为社会冲突治理的基本手段。

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判断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32]换言之，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不再是敌我矛盾，而主要是一些群众由于对新制度“还不大习惯”以及“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等原因造成的一些不和谐。在这样一种形势判断的指导，对1956年下半年全国多地发生的罢工、罢课、请愿、退社的处理，是非常温和、非常开明的。在谈到引起罢工、罢课问题的原因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指出：“这类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我们的工作没有作好，特别是由于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在某些特殊情形下，如果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极端严重，群众几乎没有任何民主权利，因而无法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正常方式解决问题，那么，群众采取罢工罢课游行请愿等类非常方式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将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官僚主义。因此，“为了防止罢工罢课一类事件的发生，根本办法是随时注意调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防止混淆两类矛盾，“用类似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33]

在谈到处理此类事件的具体办法时，《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提出：党的方针应该是：（1）“允许群众这样作，而不是禁止群众这样作。”（2）“群众既然要闹，就应该让他们闹够，不要强迫中止，以便使群众在闹事的过程中受到充分的教育，作为补偿平时思想政治教育缺乏的一种手段。”（3）“对群众在事件中提出的要求，应该同群众按正常方式提出的要求同样对待，即是接受其中正确的可行的部分，对目前作不到的要求进行解释，对不正确的要求加以批判。”（4）“在事件平息以后，应该认真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一面健全民主生活，一面提高群众觉悟，以达在新的基础上增强人民内部团结的目的。凡是犯了错误的都应该指出他们的错误，使他们得到教训。但是一般地不要挫伤广大群众的情绪，也不要挫伤好干部的情绪。”^[34]

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中央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中对罢工、罢课等事件的理解和处理，思想非常解放，其程度在某些方面比现在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样一种思想解放，是与当时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形势判断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