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地位评价和社会冲突感
社会经济地位是一个综合的指标,常常用来衡量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社会中的位置(位序),虽然人们也许说不清楚社会经济地位精确的内涵,在社会调查中被访者也同样无法精确理解这一概念的精确内涵,但正因为这一概念的相对“模糊性”,使得它与前面所使用的工作满意度和生活幸福感相比,具有相对的“综合性”,显示出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综合性评价。因此,在有关满意度和幸福感的研究中,社会经济地位评价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指标。它的基本预设是:人无论是有意识还是在潜意识中,总是会把社会划分为不同等级,并将自己归纳适应于其中,形成自我地位知觉和阶层意识。
图6—5是被访者自评的社会经济地位位序。从图中,我们很容易看到一个社会事实:2006年和2008年大部分的被访者都认为自己位于社会经济地位位序的底部,整个社会呈现一个标准的金字塔式结构。值得注意的是,从图6—5中可以看到,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评价在2006年和2008年的调查中有细微的变化——上层和下层的比例在降低,中层的比例在上升,这是一个“好”的趋势。
图6—5 2006年vs.2008年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变化趋势
与图6—5针对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相对的是图6—6——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趋势,图6—6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在2008年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结构中,中层比例较2006年有了较大的增加,占到了一半以上,达到50.57%;与此同时,下层比例下降了23.52%。与上层的个人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动趋势不同的是,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构成中,自评为上层的人增加了1.51%。从图6—5和图6—6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个人分析和家庭分析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张力。无论我们如何对二者之间的张力作出分析,值
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间的区别具有一定的社会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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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2006年vs.2008年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变动趋势
如在本报告前面所指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基本上属于正向的评价指标。除了正向指标外,本报告还分析了所谓“社会冲突感”或社会冲突认知的问题,并且将其作为评价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的反向指标。引入这一反向指标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社会冲突是社会问题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利益、规范或价值之间的冲突而产生的,或是反映了社会成员感知到的社会实际状态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差距,它的存在显示了社会关系失调,破坏了社会正常活动,妨碍了社会协调发展。第二,人们的主观感觉往往是不一致的,主观感觉经常因为具体情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从不同的方面,甚至是相反的方面进行测量,才能对整体情况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
图6—7给出的是被访者对四类社会冲突严重程度认识的变化趋势:即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矛盾以及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在调查时我们要求被访者对这四类社会冲突中哪一类冲突最为严重作出评判,这四类社会冲突也表现为四类群体矛盾和冲突。四条直线分别代表四类社会冲突的严重情况走势。从图6—7中我们可以看到,这四类群体的矛盾最严重次序在这三年里没有发生变化,即都是穷人和富人间的矛盾严重程度最高,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矛盾次之,之后是管理层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最后是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间的矛盾。但有一个共同的趋势是:所有被访者都认为,这四类群体的冲突严重程度都进一步加剧了,其中认为社会上层和下层之间的冲突严重的比例上升得最快,由2006年的49.47%上升到2008年的61.83%,增加了12.36个百分点,而且超过半数被访者认为穷人和富人、上层和下层以及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矛盾是严重的。
图6—7 2006年vs.2008年社会各阶层对社会冲突认识的变动趋势
也许人们对这样的结果不理解或存有疑问:为什么在工作满意度上升、社会地位评价上升的情况下,社会冲突感会上升?在笔者看来,这正是我们社会面临的问题。如果经济与社会建设都呈现出上升趋势,但社会冲突感也同时呈现上升趋势时,很可能是因为发展成果的分配,或社会的资源分配状况和机制存在问题,才会出现发展与不满并存、满意与冲突并存的结果。在经济与社会发展和民生建设都在上升的同时,社会的冲突感也在上升,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现在,中国社会不仅仅是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关键期,而且也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多发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社会所面临的矛盾与冲突,不仅来自民生的问题,而且将越来越多地来自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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