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镇化发展不平衡对就业和人力资源分布的影响

从区域空间的角度来看，在很长一段时期，跨地区流动是我国人力资源尤其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形式。据全国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中，15～59岁年龄流动人口达到1.6亿，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9.8％。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格局，仍然是区域发展不均衡。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一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也呈现出区域不平衡的特征。东、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差异较大。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西部较低。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条件下，我国人力资源配置格局中，劳动就业人口向大中城市集聚、向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集中的特征十分明显，形成劳动力大规模、季节性、单向度的地域性流动。1999年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2115万人，有90％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出，流入东部地区就业的占81.5％。2005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为1.4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1.3％，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1.8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3.5％，四年间流动人口增加了3300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25万人。^[6]

但是，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的逐步推进、各地方政府的竞争和其他各种因素影响，我国的经济版图正在发生某些变化，众多的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正出现积极转化的迹象。劳动力的流动，面临一种新的推拉作用。一方面，是东部地区的推力，另一方面，是来自中西部地区的拉力。首先是东中西部都进入一个升级阶段，是一个同步升级的态势；其次，中西部地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和自身特有条件优势，在升级速度方面形成对东部地区的追赶；最后，从一种总体不平衡，逐步走向结构性不平衡，即在某些方面，中西部地区将具备与东部地区同等的水平和竞争力。2009年，中央发力加快了区域经济布局步伐，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代表的中部六大城市群正在全面推进；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群的发展，将成为连接东部地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重要接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在区域规划和产业加速梯度转移的作用下，中国经济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转移，经济增长极的多元化时代正在到来。从增长速度差异来看，部分中西部省份在东部增长速度大幅度下滑的同时一致保持高速的增长，东部增速不仅在2009年出现深度下滑，而且从2009年到2010年间复苏后的增长速度，也明显低于中西部平均水平。经济重心向中西部转移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是GDP的重心开始向中西部漂移。1991—2003年，国家经济重心曾向东南方向漂移。此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效果显现，国家的经济重心开始向西部大幅移动。其次是消费重心转移。增速变迁必然导致消费支出重心演变。1990—2003年间，我国消费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漂移，2003—2005年间向西南漂移的特征显现。2006—2009年间消费重心则向北漂移，这主要是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消费份额增加所致。最后，投资重心大幅转移。随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1999—2002年固定资产投资的重心向西北方向漂移，随着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2003—2006年间持续向东北方向漂移。尤其是近两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投资重心加速向西漂移。^[7]

与经济产业区域转移趋势相应，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格局也将进入一个东部和中西部城市化全面推进的阶段，并且重点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在“十一五”时期，中西部城镇化速度呈现加快趋势，2009年，东部地区的城镇化增幅低于全国0.21个百分点，中部地区高于全国0.39个百分点，西部地区高于全国0.19个百分点。2009年我国东、中、西部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7.0％、44.3％和39.4％。^[8]

世界经济发展历程表明，企业成本高到一定水平，向低成本地区迁移的进程就会启动。东部比较发达地区经济面临几个方面的约束，一是资源、土地等方面的禀赋要素束缚；二是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势在必行；三是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一些生产成本上升；四是东部地区城镇生活成本大幅上升。这些因素的作用，会形成某种挤压，即将一些处于产业底端、利润空间不大的企业和部门劳动力挤压出该区域。现在沿海的空间已处于饱和状态，沿海的工业化、城镇化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发展空间巨大。中西部的工业化、城镇化已经起步，从要素、空间布局来看，中西部的生产要素不仅是劳动力，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布局向内地转移的同时，也说明需求在向中西部转移，还有交通等其他要素成本中西部比沿海地区要低一些，包括环境、容量都比东部大一些，所以工业化、城镇化整个向中西部转移可以寻求更低的成本。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低，原材料丰富，这正是沿海产业升级换代的市场机遇；沿海地区调整改善产业结构，一些加工制造企业迁到中西部，从而摆脱工薪上涨、缺电、缺地等限制，而沿海要素流向中西部，会拉动中西部产业发展，推进中西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2010年，惠普、戴尔、英特尔、富士康、广达、宏碁等世界IT巨头从中国沿海城市迁至西部，促成中国西部“硅谷”的形成。除了IT企业外，从事物流、金融、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化工、汽摩、消费、医药等产业的国际大品牌，比如世界最大的化工企业德国巴斯夫、美国思科、香港兰桂坊集团也都相继到中国西部捞金。历史性的《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在重庆签署，更带动了大批台商“西进”。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福布斯》还评定中国西部的成都和重庆将为未来10年全球发展最快的两个城市。也有国外媒体评论，在产业转移规律推动下，中西部已出现“四小龙”，即四川、重庆、内蒙古、广西。^[9](www.daowen.com)

这种区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城镇化区域新平衡运动给人力资源市场带来了明显的变化。过去农民工单纯从中西部地区向发达地区比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流入，现在随着一些地方区域规划陆续获批，这些地方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并呈现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吸引力、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的区域或城市呈多点分布，这样，农民工就业不再单纯地集中在某个区域，他们选择的范围更大，就业范围更广。国家统计局对全国31个省（区、市）近20万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监测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西部成为农村外出劳动力就业增长最快的地区，增长幅度为4.7％。西部地区务工的劳动力月均收入增幅高于东部地区1.8个百分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调查也显示，在东部地区用工需求与2008年同期基本持平的同时，中西部地区用工需求明显增长，比2008年同期高出16个百分点。职业介绍机构“前程无忧”发布的职位数显示，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发布的职位数占总发布量的比重较2009年已下降，西安、武汉、沈阳和成都等城市的人才缺口正在扩大。调查表明，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减少，外出农民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比上年减少888万人，下降8.9％，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62.5％，比上年降低8.5个百分点；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比上年增加618万人，增长33.2％，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17％，比上年提高3.8个百分点；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75万人，增长35.8％，占全国外出农民工人数的20.2％，比上年提高4.8个百分点。^[10]

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也正在加大对高端人力资源的吸引力。尤其是大学毕业生认为，一线城市的机遇虽多，但人力资源也相对集中，竞争激烈，个人发展前景并不明朗。随着城市化浪潮进一步向二、三线城市扩展，这些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就业机会、生活成本、工资水平、个人发展空间等呈现出巨大的潜力空间，使得二、三线城市吸引了不少大学生求职的目光。甚至一些一线城市的白领也出现“逃离北上广”，转入二、三线城市就业的现象。

应当看到，城镇化的区域不平衡状态及其改变，是造成以往民工潮和目前用工荒现象的重要原因，这其中，既有造成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增加劳动者就业和生活成本的不利影响，也有为应对就业总量压力提供回旋空间的有利方面，需要全面和辩证地分析，积极加以应对和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