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4　土地制度与佃农经济的发展机制

1）川西佃农经济

地主和佃农的经济关系，是封建社会重要的经济关系，租佃制度是重要的经济制度^[56]。清代中期以来，佃农经济成为川西平原主要农业经济形式。佃农依土地产权的标准来划分，即是租佃他人田地耕作的人。佃农按租佃田地的不同情形分为以下两类：一是自己拥有田地同时又租种他人田地的村户^[57]，主要包括换田耕种的部分中小地主和田地不够的半自耕农；二是自己不拥有田地而全部租佃他人田地的村户，其中根据租佃田地的规模又可分为大佃农（二地主）、中佃农、小佃农和佃雇农等。而没有能力租佃田地的人，大多沦落为雇农或流民，少数转化为手工业工人或小手工业者。

清前期，先期入川的移民和还乡较早的土著，在四川极易获得土地，在政府给予耕牛种子等扶助以及优惠赋税政策的情况下，造就了大量的自耕农。如雍正六年户部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58]”。后期入川的移民，已无地插占，只能向有地者佃田耕种；其中有一部分人善于经营，或兼做生意获利，便买得土地成为自耕农甚至地主；而更多的佃田者始终未能摆脱贫困，成为佃农。同时，自耕农亦是处于十字路口的阶层，易于两极分化：随着人口增多和竞争加强，有的自耕农致富成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有许多则因天灾人祸而丧失了土地，只得向地主佃田耕种沦为佃农。由此以来，经过百年人口增长和生存竞争，四川农村社会阶层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由清前期的自耕农为主体，变为到清末无地、少地的佃农和半自耕农大量增加。

表3.7　20世纪30年代四川耕地中自耕和佃耕比例

（资料来源：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民国前期，川省大小军阀们各自据地称雄，互争防地，长期混战，到蒋介石实力入川为止，战争断断续续绵近20年。在此期间，川西地区的军阀、官僚和地主趁农村经济破产和农民贫困、逃亡之机大肆兼并土地，致使川西平原的土地更为集中，进一步促使了自耕农减少和佃农增加^[59]。与此同时，土地集中又造成另一直接的后果：中小地主、小土地所有者为了逃避军阀混战带来的高额苛捐赋税、纷纷出售土地，成为佃农，以至佃农比重逐年增加，佃农所佃耕面积比例亦不断加大（表3.7）。佃农经济越来越成为川西农村地区主要经济模式和经济支柱。

据陈太先1938调查，从1931年到1936年，川西平原佃农平均比例增加到57.8%，其中成都、华阳、新都、郫县、彭县等地，佃农比例均达到60%以上。到20世纪40年代，有的县佃农比例达到70%以上。因而，川西平原存在租佃关系的农户十分普遍，纯粹的地主或自耕农的比例很少。如在双流某村村户的构成中，地主和自耕农的比例仅占5.1%，即使加上雇农和其他，也只有28.4%；在温江何家碾村户的构成中，全部80村户中地主有1户，自耕农7户，而五年前该村83村户中有地主1家，自耕农12家^[60]。村庄中佃农、半自耕农奇高的比例，说明有相当数量的不在地主^[61]，其重要原因是旧地主的没落，新地主的兴起。新地主以商界、学界、士绅和军界的比例较大，他们都以占有土地为预备产业或投资，土地对他们只是一种辅助性收入，并居住在离土地较远的城市或他县他乡。民国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有相当多的旧地主迁到县镇居住，并从事相关行业，成为不在地主。这种不在地主在川西平原十分普遍，占到地主总数的半数以上，甚至更高，而他们拥有的田产在新旧地主占地中高达7成以上，如民国时大邑县，以刘氏军阀为核心的新地主群体，占地主户数的87.9%，占田99%。

清代及民国时期川西平原租佃制度非常发达，促使了耕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进一步分离，押租制在成都平原十分流行^[62]。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押租作为竟佃的条件而出现，起到一种“筛选”的作用，它把付不出押金的农户排除在押租佃户的行列之外，而使另一批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农户成为押租佃户；接下来的分佃和转佃则起着“再筛选”的作用，将耕地进一步细分到劳动力相对较强和资金较多的小佃农手中。如此，“筛选”和“再筛选”的循环往复，使得耕地资源配置经常处在一种相对优化的状态之中。同时，川西平原人多地少以及高比例的佃农与不在地主的构成状况，促成该地域复杂多样的租佃关系。在租佃的过程中，地主和佃户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使自己的利益有所提高。地主出租土地时会考虑租给多少个佃户才能利益最大化，而佃户也会对自己的佃田规模作一些选择。于是就出现1个地主将田地租给多个佃户耕种，1个佃户同时佃几个地主的田地，还会出现将自己的田地出租、再租其他人的田地耕种，或是多次分佃和转佃田地等情况。这样一来，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关系处在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变动之中，致使农村林盘中农户的流动性加强，农户之间的交流合作被弱化。

2）土地制度与佃农经济对川西林盘分布的影响

清中期以来，川西平原地主地权分布亦存在两个极端：一是地权分布零散，中小地主很多；二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大地主不少。这是因为，一方面，地主家庭向来子嗣众多，又遵循多子均分家产继承的传统，致使土地所有权分割极为普遍，通常拥有三五十亩土地的人，在四川就称之为“绅粮”，亦有占田一二十亩的小地主兼自耕者；另一方面，四川在防区时代，因苛捐杂税都出自土地，所以中小地主日渐没落，以军阀政客商人为主体的新兴大地主增多，其田产都在千亩以上，甚至有部分过万亩的特大地主。(www.daowen.com)

表3.8　罗江县大井乡土改前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1952年1月统计）

（资料来源：王习明.川西平原的村社治理［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这些大小地主的田地绝大多数都由佃农来耕种，对林盘聚落的分布，特别是对小型林盘的分布影响甚大。一方面，川西平原中小地主及小地主兼自耕者占地总数少但为数众多，大部分仍以农业为主，多是乡居地主，大约占到地主比例的46.9%左右，其田产大多在50～100亩左右（表3.8）。为了方便管理与耕作，乡居地主往往据田产而居，并将部分房舍出租给只拥有少量农具和家资的佃户，与之聚居在同一林盘中。不在乡的中小地主住在城镇并另兼他业，则将田产和林盘中的房舍全部出租于佃户。这样，地主田产和林盘形成一个个集合式农业生产体。另一方面，新地主和其他不在地主对土地的经营管理，则委托代理人对其分层管理，逐级分租，最后落实到耕作的佃农身上。这些田地的耕作，依旧是在小农生产的形式之下，依托原有农村林盘的分布构架而展开。

表3.9　民国时期成都平原14县农户耕地表

（资料来源：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据研究，清代、民国时期，川西平原一个佃户若能佃种10亩田，就可以维持一家5口人的起码生计^[63]（表3.9）。同时，地主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也不愿将田多授给佃户租种^[64]。据王习明在罗江县井村的实地调查，能大致反映川西农村民国末期的租佃情形和林盘状况^[65]：

A例，井村1社的李大爷（1928年生），1944年随父母一家5口搬到现在的袁家林盘住，李家无地无房也无耕牛，只有一台织布机和部分农具，以租种地主袁通儒5亩多水田和织布维生，同时租袁家3间瓦房、2间草房居住。同居的佃户经常变化，一般有4、5家。袁全家都住在县城，在本村有50多亩河坝地和一处院子，即袁家林盘，有大小房子20多间，草房居多，全部出租给佃户居住。1949年，袁家林盘共住有5家佃户，土改时袁家的房和地分就给了这5户。

B例，井村5社钟大爷（1941年生），1945年随父母一家6口人迁到谢家林盘住。钟家无地无房，但有一头耕牛，以租种地主谢贡山的10多亩地和6间草房为生，同时租地和租房的还有马、谢、钱3家佃户。谢贡山全家都不在村里居住，也不种地，在金山铺开药铺。谢贡山在本村有50多亩地，水旱各一半，有一处房产，即谢家林盘，有20多间房子，大多是土墙草顶。

C例，井村4社的黄大爷（1928年生），1947年随父母一家3口搬到大井铺附近的罗家林盘住。地主罗家有7人，共有20多亩地和16间房，自种10来亩地，自住8间房，其他的地、房出租。黄大爷家无地无房又无耕牛，只有部分农具，由于押金不足只租了罗家2亩多地和2间房，主要靠用鸡公车替人运输和打零工维生，农忙时替人插秧、收割等。同期共居林盘的佃户甘姓一家8人，租罗家10余亩地和6间房，兼做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