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林盘的生成与演化经历了长久的自然、社会过程，它是川西平原生活环境和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相协同的结果。
1）农耕生产的组织
中国古代文明被视为农业文明的典型代表，这个文明的基础是那种稳定的、以个体家庭为基本劳作和消费单位，以农业为主兼营他业的精耕细作、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小农经济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小规模的个体经营和劳动，它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再生能力，只要拥有一些简单的生产条件即可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常常不依赖家庭间的协作。“从农业本身看，许多人群居在一处是无需的。耕种活动里分工的程度很浅，至多在男女间有一些分工，好像女的插秧，男的锄地等。这种合作与其说是为了增加效率，不如说是因为在某一时间男的忙不过来，家里人出来帮忙罢了[36]”。由此可见，家庭经营方式为主的小农经济既不需大规模的协作，农耕生产本身也没有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也就把这种生产力局限在某块小范围的土地上去开拓发展，使得农家可以分散于田边居住。
从农作物种植来看，川西平原农作物种类很多，很早就分为大春和小春两季作物和一些山地作物，但水稻种植在川西平原占有绝对的优势，而小麦、高粱、玉米等作物在川西平原只算作副产。在民国时期，多数县域水田在耕地中的比例一般都在70%以上，在温江、郫县、崇宁、新繁等平原县域，其水田比例达到90%以上。种植水稻在犁田、插秧、除草、靠田、还水、守禾及收割等各阶段都需要投入大量而辛苦的劳力，持续时间前后经历有四个月之久。面对如此辛苦而繁重的工作，川西平原选择种植水稻，除了自然的、社会的各种条件的限制外，最重要是因为水稻的亩产量高、纯利润较大。以1937年为例，同一亩田地，种水稻一亩可收谷2石，值钱20元，改种小麦所得不过10元[37]。
川西平原水稻种植对促成林盘有重要作用：其一，川西平原平敞开阔，灌渠密布，耕作条件相近，大片紧密连续的田畴四向铺展，这样的环境条件有利于林盘式小家庭经济的连锁反应式扩展衍生。其二，水稻亩产量高，稻米的热量和营养价值也高，单位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相同情况下，农户经营稻田的面积可较其他粮食作物耕地面积更少，农户在土地上的分布可更密集，这是林盘规模小巧而呈高密度分布的重要基础。其三，水稻种植周期较长，需工量大，还有较多笨重的农具，由于川西平原地下水位高，土地垦殖率高，田埂细长且湿软，不利于运输工具的长距离运送，致使人们尽可能依田散居，以便加强田间管理和减轻田间长距离往返所带来的不便，尽量以人力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提高精耕细作农耕方式的劳动效率，应对川西平原人多地狭、耕者无地的客观矛盾。
2）副业生产的促动
川西平原气候温润，农业资源丰富，全国大多数作物品种及林、牧、副、渔物产都可以在这里生长繁殖，相互依存。从秦汉的漆器、蜀锦、蒟酱、姜、栀，到唐宋的蜀茶、蜀麻、蜀纸，以及明清的棉麻、生丝、油料、烟叶、药材、猪鬃等，都是中原或江南的重要物质。丰饶的物产也是蜀地被谓之“天府”的重要缘由，即是：“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以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38]”四川盆地特有的地理环境主要是指交通闭塞，历史上最大的商业性交通孔道只有一线长江，但长江的特点是运出容易运进难，极大地阻碍了四川与内地广大地区的相互经济调剂。川西平原作为盆地中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同样深受影响，这必然要导致部门、品种齐全的自给自足型农业生产结构的相对稳定和发达。如《汉州志》云：“村落平壤，古称膏腴，食籍耕作，衣籍纺织，其地蔬、果、蔗、枲，不待外求，故民尚节气。[39]”
川西平原历来人多地少，大量农民除了生产粮食外，还有相当多的剩余人手可以用来发展多种经营及与之配套的庭院经济。实际上，一般农家耕地的生产所得，在缴纳赋税、偿还债务之后，已所余无几，迫使农家在农闲季节兼事副业，以弥补农业收入和现金收入的不足[40]。对于佃农来讲，副业在其经济生活中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由于佃农大春生产的主要谷物大多数作为地租缴纳给了地主，其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小春收获和家庭副业收入，为了维持生计，佃农只有更多地从事副业。川西农家副业生产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一是家庭手工业，主要是家庭纺织、竹器编织和制造生产生活用具。二是家庭饲养与种植，主要是饲养家禽畜特别是养猪，以及种植蔬果。三是出卖劳力，形式很多，可以作泥瓦匠或木工，也可以搞运输或抬滑竿，或是到工矿做工等等。四是做小商贩，有的农家男子利用农闲时到场镇做些小买卖，补贴家用。以上副业形式中，以前两项最为普遍，它们都是全年性的，无论农忙季节或农闲季节都可经营。表3.1反映了民国时期崇庆县元通场20户农家从事副业的种类及平均收入比例的情况[41]。
表3.1 崇庆县元通场农家副业状况
(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李德英.国家法令与民间习惯：民国时期成都平原租佃制度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川西发达的副业生产和庭院经济与林盘模式相得益彰：其一，林盘是典型的随田散居形式，在有利于大田生产的同时，也为农家节约了大量时间与劳力，使之可以投到副业生产当中。历次大移民时期，来自各地的移民带来家乡丰富多样的副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引进大量适宜川西平原的动植物品种[42]，在进一步的交流融合中促使了川西副业的整体发展。其二，川西平原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为农作物、经济作物和家畜禽常年快速的生长创造了条件。林盘空间较大，可以进行多种多样的种植和养殖，由于邻近居所，便于投入及管理，生产效益更高。林盘丰富的植栽等为建房筑屋和加工生产提供了充足多样的原材料。林盘民居院坝、檐廊较为敞阔，为农家在冬暖夏凉的气候条件下常年从事副业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持。其三，出产丰富，副业发达，加上庭院经济的兴旺，林盘生产了农家日常所需的绝大部分用品及商品，使得农家能拥有一个自给自足的相对独立，安全又稳定的基地和环境，使得林盘式的副业生产方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可见，副业生产与林盘模式两者结合，形成一种良性促动机制。
3）集市贸易的联系
川西平原物产富饶，农业生产发达，农业生产内部以及农业与副业、手工业结合的多种经营为集市交易提供了丰富的产品，使得农、副、土特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大提高。由于经济作物一般效益高于粮食，川西经济作物种植也比较发达，促使了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如什邡县“园户无田者甚多，一年仰事俯畜，全在于茶[43]”；新都、郫县、新津等地烟草种植量大，“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贻遍，六七月邑中烟市堆积如山[44]”。崇庆州以种药代替小春，“价昂时动获十倍之利[45]”。与此同时，川西平原水陆交通便利，乡村小道随林盘衍生，如蛛网密布，像血脉伸向田野各处，便于推“鸡公车”的农户及小贩穿行。川西农民有农闲时从事小贩的习惯，他们赶场的范围有时是很广的，他们的活动加强了农民与集市的联系。以上种种，都推动了农村集市贸易的兴旺发展。到清后期，川西平原密布着20多个县城，300多个集市，相邻集市的距离一般在5～8km。
有学者认为：林盘无论从对外还是对内的角度来看，都不构成川西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完整和功能完备的生活单元，而构成川西传统乡村社会基本结构单元的应该是“基层市场共同体[46]”。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不是由他所住的林盘村落的狭窄范围确定，而是由他所涉及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确定。事实上，发达的集市与贸易将农村林盘紧密的联系起来，成为林盘模式的有力支撑，如：
其一，集市是农民之间以及农民和商贩之间贸易和农家产品货币化的主要场所，是农村经济联系的主要渠道。一般农户除农产品和大部分手工产品自给外，还需要到集市上进行交易，出售剩余产品，购买生产生活必需品或换回货币。
其二，集市的生活功能强大，不但是地方官宣讲上谕，颁布政令的地方，还有供人消闲娱乐和传播信息的茶馆，有用以乡际交往的会馆和民间信仰的庙观等。川西农户对集市的依赖非常强，他们不仅需要到集市贸易，而且需要到集市进行人际交往、信息交流和从事信仰活动，以弥补一家一户独居生活上乃至心理上的欠缺[47]。川西一般农户至少与邻近的3个集市有联系，而且每个集市的集期都较频繁，相隔时间很少超过3天，普通农户农闲时每月一般要赶场3次以上。
其三，以集市为中心的密切乡际关系网，既是商品流通的有利条件，又是林盘散居得以维持的有力纽带。随田散居、规模小且呈高密度分布的林盘，与华北平原多族聚居村落和长江三角洲单族聚居村落大为不同。集结的和商品化程度较低的华北村落，有较紧密的村民关系，而村落之间却比较孤立和内向；分散的和商品化程度较高的川西平原村落，村民关系则较松散，而乡际关系却较密切[48]。
其四，集市分布状况与所服务的人口和林盘分布紧密关联。集市越发达处，聚集附近人口越多，林盘分布也越密集。如民国时期，在都江堰灌区，每15km2有一场镇，1km2有林盘20个，人口密度为600人/km2以上；在都江堰灌区以外的平坝及浅丘区域，每25km2有一场镇，1km2有林盘15个，人口密度约500人/km2；在川西周边山丘区域，每50km2以上有一场镇，1km2有林盘5、6个，人口密度在100人/km2以下[49]。同时，农村集市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通常不是以扩大市场规模的方式，而是增加市场数量，一些新市场就应运而生。如温江嘉庆时期有市场10个，场均服务人口1.3万，到光绪时期市场达19个，场均服务人口为9 000人左右。新津嘉庆时有6个场，场均范围50km2，到光绪时增至19个场，场均范围减少至16km2。集市的增多，使得人们赶场的距离大为缩短从而更加方便，由此增多了赶场的次数和扩大了赶场的范围，使得林盘与集市的联系越发紧密。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