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环境是地域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础。川西平原北部有秦岭、大巴山做天然屏障，冬季北方的寒冷气流不易长驱直入，从而“冬暖春早”；夏季因太平洋、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降水丰沛，形成这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川西平原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和充沛的水资源等自然环境条件最适宜农作物生长。《成都府志》曾记载：“成都有天地之生殖，有人事之生殖。大蓬雪岭青城瓦屋岷嶓环绕，周如城垣，而殖货业茂，此天地之生殖也。神禹导江浚川，李冰穿江疏渠，令蛟蜃怖藏，卒开沃野千里之利，此人事之生殖也。天地之生殖资民之用，人事之生殖裕民之天。[31]”
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为林盘文化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显著优势。由于温润的气候条件，这里植物种类丰富，许多树木花草都能露地常年生长，呈现四季葱郁的鲜明特色。川西人民自古就有植树栽花的优秀传统，四季皆有名花盛开，人们每月皆可赏花游乐。唐代杜甫在成都郊外营建草堂时，觅栽桤木百株，同时还种植了楠、柏、榆、柳、桃、李、竹等十余种竹木，俨如一个小园林。前蜀宰相韦庄诗云：“锦江风散霏霏雨，花市香飘漠漠尘。[32]”明代状元杨升庵于新都桂湖湖中种荷，堤岸遍植桂树，夏季荷叶田田，花姿卓绝，金秋时节满园桂花开放，香飘十里，引人流连观赏，遂为川西名胜。川西村野农家遍处也是花繁树茂，如“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33]”又如“穿林远径影霏微，竹里人家笋蕨肥。更爱水荭花夹岸，蜻蜓几个往来飞。[34]”可见，川西古代一直就产生有林盘式的绿化传统。
川西平原均一的地理条件和统一的水利建设有力地激励了林盘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川西平原以岷江冲积扇为主体，平均坡度仅0.3%～1.0%，土地平敞开阔，土层深厚肥沃，是农耕理想之地。川西平原的农业生产是从治水开始，并依托水利建设而得以蓬勃发展。《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表明古蜀杜宇氏以前的川西平原还是一片泥泽，人民还是依靠畜牧、渔猎为生，不知道务农。战国时李冰在总结前人治水经验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就地取材，筑堤坝，分水势创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后又历经各代的维修与完善，使得川西平原转变为灌渠密布、沃野千里的“陆海”。都江堰渠首位于岷江冲积扇的顶点，占据着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通过自流灌溉控制整个灌区，实现水资源的调配。显然，都江堰水利建设工程十分浩大，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才能兴办、维护，非财薄力微的农家所能承担，必须由地方政府来负责推动，进行管理。以都江堰灌溉系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农业灌溉水利制度，也是由地方政府出面，涵盖灌区内所有受益的农户。他们在规章民约下相互协作，共同承担渠首和灌渠的建设和维修，缴纳水利费用，享有灌溉权利。因此，在统一的水利制度下，灌区农户不必为灌溉问题结群而居，也不必为之结群而斗。由于川西平原气候环境相对稳定，灌区各处拥有相当均质的水利农耕条件，于是人们可根据需求十分灵便地选择耕作定居点，促使川西平原出现随田散居的聚落分布状况。(www.daowen.com)
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个体农户，乡村社会成员更多地趋向于同质性，家庭、邻里关系在乡村社会关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旧的传统和习惯在思想文化和日常社会生活及交往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依靠“礼治”来维持运转。这种“生于斯、死于斯”，“小国寡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特征在川西乡村亦相当明显。自秦以来，巴蜀地区基本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运动不断。移民过程使得血缘与地缘关系都有所削弱，它促使巴蜀地区，包括川西平原的乡村农家习于田野中独居散居，极少见大的村落景观。如《新繁县志》所言：“川省人家皆零星散处，既非聚族而居，亦无族葬之法。[35]”川西无数自然意义上的乡间聚落，它们不是政府层面上的基层编制单位，不具备行政上的意义，而是维持生产和繁衍的基本单元。这种乡村社会构成状况与宗族血缘村落大为不同，是林盘文化得以生成的社会人文基础。
综上所述，川西平原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发达统一的灌溉系统、独特的乡村社会构成是激励林盘文化生成的自然人文环境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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