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1　清代移民对林盘文化的影响

在明末清初的数十年间，战乱、瘟疫及天灾接踵而至，四川境内人口锐减，耕地荒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在刚建立百废待业之际，安邦定国的当务之急是解决劳动力和生产粮食的问题，于是采取了“移民垦荒”的举措^[17]。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移民大潮中，以湖广人为代表的移民来自四川东、北、南三个方向的十余个省份，前后共有百余万人通过水路和陆路迁入四川，入川后又经过多方位的再迁移，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分布状态，成为四川移民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地域来源最丰富的移民大潮，是继元末明初后的第二次“湖广填四川”，由此塑造了一个以移民和移民后裔为主体的四川社会，影响至今。

清初进入四川的移民，主要出于经济原因，为了生存发展、求富发迹而来，其基本成分以农民为主，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在内的平民队伍，其文化素养普遍较低。移民运动发生时，由于四川原有的物质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世家巨族和硕学大家所存无几，整个社会正处在恢复之中。各省移民忙于垦殖，无心弦诵之业，故清朝前期、中期200多年间，蜀中学士甚少。经过重建后的四川社会，出现了平民化的社会文化格局。正是这种平民化的社会格局有助于移民杂处混居，有利于生产技术、生产经验和文化知识的交流与融合。其一，入川移民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经济文化发达的腹心地区，如湖广、江西、陕西、福建、广东甚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等省份。这些地区在农事上有精耕细作的传统，而这些传统已经浸透在了那些清代迁移入川的移民身上。其二，入川移民规模十分巨大且来源不一，其到来也是有先有后，必然造成多方移民杂居相处，使得大量引进的新农作物和新品种以及各地精耕细作的农耕之法得到有效交流与广泛传播，促使农业生产大步发展。同时，移入之民由于时事的压力，大多能吃苦耐劳，艰苦创业，具有进取精神，在耕作上皆是尽心尽力。其三，由于移民具有比较活跃的“迁移”观念，促使了其他方面的沟通与交流，如陕西盐商带来了经商的经验；江浙、陕西、山西的酿酒工艺和技术与四川悠久的酿酒工艺相融合，产生出一批著名的川酒；广东的红薯、木棉，福建的蔗种、制糖技术、种烟技术，山东的山蚕都是由移民带来，还有江西移民商人带来的刻字、印刷技术，如此等等。清代官员的回避制度，促使大量外省籍仕子到四川任职，他们致力引进来自家乡的先进生产经验。其四，不同省籍移民之间、移民与土著居民之间的通婚，促使了人口繁衍的优化，产生了新一代四川人。以上种种都使得四川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水平普遍提升。

图3.6　龙泉洛带的移民会馆　（资料来源：自摄）(www.daowen.com)

上：湖广会馆；下：江西会馆

在传统社会，人口流动极少，人们世代固居一隅，终老是乡，这有利于家族、宗族的发展。明末清初川西地区社会经济遭受毁灭性破坏，蜀地从前宗族结构亦破坏几尽。清初的移民运动使得原籍地的大家庭解体，短时期也没有在新居地形成宗族结构。直到嘉庆中期，成都府的家庭规模都很小，平均每户仅为3.3人^[18]，这显然是人口迁徙或多次迁徙和分家析产的结果。一方面是小家庭有利于迁徙，特别是在移民初期，多是一家一户甚至只身前往四川；另一方面是多次迁徙和分家析产拆散了大家庭。移民中家庭与宗族观念均较为淡弱，这主要与他们特殊的移民经历有关。首先，能够毅然抛离故土的移民，虽多由生存压力所迫，但比较具有独立意识，家族观念较之更淡。移民们来到四川后，又多能白手起家，并不依靠原家族的庇护，这种经验恐怕更加深了他们独立自主的心态，并将之影响、传至后代^[19]；其次，移民之初，川省各地荒地较多，插占开垦较容易，通过分家，从而占有更大的土地份额，也是一个移民家庭与其他移民家庭竞争的重要手段。不过，随着土地开垦过程的大体结束和人口繁衍增多，移民竞争由家庭竞争转向了家族竞争。因此，修族谱、建宗祠，凝聚家族力量，扩大本族的竞争力和社会地位被提上日程。值得关注的是，多数移民中这种复兴的家族意识依旧比较松散，虽多有实际上的功利目的，但更是出于文化与社会交往需求，这与东南诸省紧致而深透的家族意识有着明显的差别。入川移民开垦之际并未强调家族聚合的重要性，而是在生活安定下来才有此类行为，正说明其家族意识的象征性^[20]。与之相反，移民对社会组织与经济网络的依赖却更为倚重，这也是川西移民会馆和场镇体系十分发达的缘由（图3.6）。

清代移民社会结构与林盘文化再生有着密切关联。其一，入川移民来自不同省份与地域，基本上是不成建制、分散迁移的，还普遍存在多次迁移的现象，迁移过程中血缘的链条被打破，聚族而居的观念被淡化；其二，土地是移民迁移的原因与目标，农民聚居是紧紧围绕插占垦荒、发展生产的经济行为而形成，聚居形态呈现分散化；其三，移民入川后面临着同样的恢复生产，安居落户的生存竞争，都将更多的精力专心于农耕生产或是互利合作上，地缘与业缘的关系得以强化，市场交往行为得到加强；其四，川西平原的居民大多是清代移民的后代，川西农村聚落的历史都不长，也很少有排外的聚落文化，聚落不论规模大小都能平等相处，人民不论祖籍所属亦能相安无事。可见，清代移民社会结构有力地促使了以核心家庭为主的依田散居的林盘聚居模式的得以再生并充分发展，而不是通常的聚族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