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　林盘沿革考索

1）先秦时期：萌生草创

考古资料表明，先秦时期的川西平原是以江河湖泊密布的平原水网沼泽地为主，气候温暖湿润，降水丰沛，水草丰盛，植物繁茂，平原周缘浅丘低山此起彼伏，森林广布，野生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并有成群的大象、犀牛等热带动物生存，是农业耕种的有利地区。距今4　500～3　700年前创造宝墩文化的先民，是迄今所知川西平原最早的土著。他们已在平原上建有集中居住的大小不等的聚邑、村落，其中以6座史前古城址群——新津宝墩村、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崇州双河城、崇州紫竹村为代表。从聚落规模来看，宝墩时期出现了中心聚落与一般村落的区分。中心聚落从10多万平方米至60多万平方米，并有多个中心聚落并存的局面。从近年围绕郫县古城的调查来看，在中心聚落周围明显分布着较为密集的小型村落，距离中心聚落越远，村落分布越稀疏，这些村落一般都在1万m²以内^[5]（图3.3）。

图3.3　三千年前的川西平原

（资料来源：http://www.sc.xinhuanet.com）

城市、城邑的出现和农业的高度发展能提供较多的粮食来源是分不开的。在广汉发现了由三星堆、月亮湾等组成的总面积达12km²的大型遗址群。以三星堆遗址的面积最大，在6km²以上。文化层堆积最厚，近2m，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殷末周初，前后约两千年，其文化堆积从未间断过。考古还发现诸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的动物骨骼，除许多为野生动物外，更多的是家养动物的骨骼，如猪、狗、黄牛、水牛、马和鸡等，尤以家猪的数量最多，约占75%，说明当时的粮食生产和居住形态已适应家猪的圈地喂养。这种规模大，延续时间长的定居生活表明，倘若没有雄厚的农业基础，没有足够的粮食生活来源，绝不可能出现如此规模和延续如此久远的文化遗存^[6]。

可见，古蜀先民很早就在这块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狩猎采集，开荒垦地，修房造屋，繁衍后代。他们在丛林里开辟田地，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粗耕，同时蓄养禽畜、渔猎山伐。利用丛生的灌木，如荆榛棘楚之类构筑外围，以防邻敌侵扰，避免野兽伤害禾稼。为了克服早期川西平原雨水较多，地面潮湿，湖泊沼泽遍布，且经常遭受洪水袭击等自然地理环境所带来的影响，他们从原始巢居中发展并修筑了避水防潮的干栏式建筑（图3.4）。这些居住点与林木、田地等相依相偎，在土旷人稀的平原上形成一个个原始形态的村社共同体^[7]，成为早期林盘的雏形，过着“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的简单生活。

图3.4　干栏建筑示意图（成都十二桥商代遗址）

（资料来源：段渝，罗开玉，等.四川通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

2）秦汉时期：初具规制

公元前316年，秦灭蜀，置蜀郡。为了加强对蜀地的统治，秦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措施，比如，移秦民于蜀，推行“废井田，开阡陌”的田制，在蜀地建设都江堰水利工程，大力推广铁制工具等，使得川西平原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如左思《蜀都赋》所描述“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尔乃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其园则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罗生。百果甲宅，异色同荣”。这些描述，已透露出林盘住居形态的浓烈信息。(www.daowen.com)

图3.5　汉代庄园画像（成都曾家包出土）

（资料来源：高文.四川汉代画像石［M］.成都：巴蜀书店，1987.）

两汉时蜀地林盘的发展和庄园经济相生相伴，林盘的表现形式主要反映在地主庄园上。川西平原的土地买卖至西汉初年已较为普遍，从司马相如购置田宅的故事可见一斑。水利是形成庄园的主要保证条件之一，该地区的许多小规模陂塘和无数细分的水利灌溉网容易引起豪族势力的独占，围来修建庄园，这在东汉时代蜀地的陂塘水田画像模型上和崖墓浮雕中都可见到，同时，本地优秀的农耕条件和丰饶的物产为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提供了有力支撑。如成都曾家包出土的庄园画像石就表现了当时地主庄园的典型实况，画面上的庄园包含了居住和生产的各项必备要素，设有住房、粮仓、作业场、果园、旱田、陂塘水田等，可在庄园内进行旱地农耕、水田稻作（画像上有水芋）、舂粮食、饲养家畜、养鱼种荷等生产活动（图3.5）。又如，两汉时代王褒的《僮约》列举了一个假想农庄的各项生产活动，包括耕种、果蔬、园艺等各类农业活动，以及修葺房屋、沟渠、农具，负贩菜蔬、家禽、杂货，编造席网、结索及竹木器用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庄园状况的普遍形态。

至东汉末，依托日趋完善的都江堰灌渠体系，川西平原农耕范围进一步扩大，基本建成渠—塘灌溉系统和粮田—水产塘—经济园林多种经营结构。各式各样的林盘（庄园）得到发展，林盘形制渐趋规制化，形成田园诗式川西乡村景观。

3）唐宋时期：成型完善

西蜀地区在三国时属于蜀汉，举国之力基本投入对外作战，民力消耗很大。从西晋时期开始，到隋统一全国，则内部战争不休、动荡不已，长期处于凋敝状态，川西林盘发展亦处于明显的停滞时期。

唐宋时期，西蜀地区的经济文化得到了全面的恢复与发展，重新获得“天府”之誉。川西平原的农业生产发展很快，水利灌溉、耕作技术和土地利用率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粮食生产也较前增加，除供应本地需要外，还有大量的剩余，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称：“蜀为西南一大都会，国之宝府，又人富粮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8]”除粮食作物外，农业经济作物和副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史载：“巴蜀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橘柚之园，纸维十色，竹有九种^[9]”。川西平原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这一时期，伴随农村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川西林盘发育更趋成型完善。这可从唐宋时期蜀地大量兴建的名人宅园，它们流传至今并蔚成历史文化名人纪念园林如杜甫草堂、新繁东湖、广汉房湖、崇州罨画池、眉山三苏祠等得到印证。如，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杜甫携家自长安入蜀，在高适等友人的资助下于成都西郊外浣花溪旁筑茅屋而居，取名“草堂”，并在房前屋后补栽桃树、慈竹、桤木、松树等，不日初具规模，杜甫赋诗《堂成》描写了草堂的景物和定居草堂的心情：“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描写草堂屋顶茅草被狂风刮下，却又被调皮儿童抱走，吟道：“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则可见该“入竹”是从杜甫的草堂林盘跑到另一个相邻的林盘中去了。在《客至》又道：“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从诗文可知，彼时草堂已是春水环绕、桤木蔽日、松竹丰茂、燕飞鸥翔，茅屋、竹篱、蓬门、花径皆朴素自然，呈现一派田园村舍，水环竹绕的林盘景致。

4）元明清时期：再生发展

元明清时期，蜀地经济社会经历了三落三起，成曲线形发展。宋末元初，巴蜀地区陷入严重的战火，社会经济受到极大地摧残。川西地区由原来人口繁盛、经济发达、文化昌明的天府乐土，变成了人烟稀少、土地抛荒、集市不兴的荒凉之区，川西林盘在民散地荒的情形下亦大量废弃。元朝在四川的统治巩固后，陆续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措施，如实行屯田，移民入川，修治都江堰及河渠，使得川西平原的农业得到一定恢复和发展，川西林盘亦随之再生并发展。元末明初，巴蜀地区战火再起，稍有复苏的社会经济又一次被严重破坏。明王朝建立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措施，如大力移民入川，多次修治都江堰，保证川西平原农田水利灌溉，奖励农桑，发展多种经营，整顿赋税等，从而使得川西平原农业获得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川西林盘在明初凋敝的情形下再度重生并发展。明末清初，四川地区再度遭受长达80年的战乱和灾疫，致使人口锐减、城村残破，川西林盘亦损毁殆尽。清政府入主四川后，大力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减轻赋税，使得川西平原农业生产逐步恢复并日趋繁盛，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川西林盘于荆榛荒野中再度重生，特别是清中期以来得到高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