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1　林盘源起根基：川西平原稻作农耕

川西平原土地肥沃，降水丰沛，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对农业耕种极为有利，特别适于各种农作物的生长。源远流长的川西水稻生产，大约兴起于大禹、后稷活动的虞夏时代，经殷商、西周，而隆盛于战国秦、汉之际，在建设“天府之国”的西蜀先进经济区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的基础作用^[1]。

先秦时期川西平原的粮食作物主要有稻、黍、稷、菽等作物。新的考古发现表明，在宝墩文化晚期虽然出土数量最多的是粟，但稻谷也占有一定比例；到了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的堆积当中，稻谷已占了很大比例，而粟却数量很少。已经有学者研究指出，根据这些线索，可以认为川西平原的史前农业可能经历过一个从粟作为主到稻作为主的演变过程，并对其可能传播的路径也作了相应的推测，即水稻的种植很可能是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就从长江中游地区由东向西传入到四川盆地；相反，来自甘青地区粟作农业的族群却把粟的种植技术由北向南带入到川西平原，到先秦后期已经形成了一套以稻作为主，包括粟、黍等在内的多品种农作物种类体系^[2]。

图3.1　李冰治水遗迹图

（资料来源：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任乃强，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公元前316年，秦并巴蜀，置郡县，在100多年统治期间，秦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至蜀地，带来黄河流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川西平原农业生产。经过古蜀开明氏，秦代李冰等对岷江、沱江水利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川西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初步形成，特别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完成后，当时即能“溉田万顷”（图3.1）。两汉时期，巴蜀地区未卷入全国性战乱，都江堰工程进一步完善，灌溉面积增加，川西稻作农业得到卓有成效的开拓。西汉景帝时，庐江文翁为蜀守，穿凿了湔江口水利工程，灌溉繁田1　700余顷，史称繁县“有泉水稻田”；西汉末，广汉文齐为益州郡守，“造起陂田，开通灌溉，垦田二千余顷”；东汉冯颢为成都令，“开稻田百顷”^[3]。地方大吏兴水利开稻田，造福一方，有力地促进了蜀地稻作农耕生产的蓬勃发展。(www.daowen.com)

图3.2　汉代画像砖反映的川西平原汉代农作

上左：采莲、射猎；上右：薅秧；下左：捕鱼；下右：弋射、收获

（资料来源：龚廷万，龚玉，等.巴蜀汉代画像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汉代蜀地铁制农具使用广泛，稻作技术也变得相当精细，达到全国先进水平。从蜀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图3.2）和陶制水田模型反映出，都江堰灌区水田和陂塘的配合巧妙合理，各尽其用：水田呈方形，中有沟渠，田中种稻，渠中养鱼，水田秧窝密布，周遭有进出水口，可以调节水量和水温，稻田中还有田埂围成的沤制绿肥的小区，陂塘可灌溉、养鱼虾水禽、种植莲藕等水生植物，展示出以水稻生产为主，综合利用，全面发展的生产图景。灌溉技术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蜀地水稻资源的开发利用，汉代蜀地水稻生产已采用插秧、施肥、灌溉、耘耨等先进生产技术^[4]。四川峨眉出土的东汉石刻水塘水田图像，表现了备耕田上的堆肥，这显然是用作水稻田的基肥。新都出土的“薅秧农作”画像砖，则刻画了两个农夫在稻田中手拿长棍用足薅秧的形象。新津县宝子山出土的陶水田画像砖，水田被分成几小块，田中有一沟，沟边有放水口，水可以流入左边秧田，而田中则排满整齐有序的秧窝。从陶水田模型显示的“秧窝”来看，至迟在东汉时期，川西平原水稻的栽培技术已从原始直播法演变为移栽（插秧）法，而当时居于农业领先地位的江淮地区，水稻生产还处于“火耕水耨”的直播栽培阶段，江南地区直至唐代才实施秧苗的移栽（插秧）技术。水稻移栽技术被学者称之为水稻生产“质的飞跃”，移栽有利于耙田、除草、施肥、分蘗，实现单位面积产量的大幅度提高，据《华阳国志》记载：“绵与雒，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是当时全国平均亩产的两三倍。由此可见，先秦到两汉时期川西平原已发展成以水稻生产为特色的重要农业区，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优质稻田遍布各县，到处呈现“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的田园景象。汉代川西平原的稻作农业区无论种植面积、生产技术，还是亩产量，都居于全国首位。川西平原遂成为“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

可以想见，悠久发达的稻作农耕必定伴随耕者家居及其环境的经营，林盘得以大量生成。特别是随都江堰水利灌溉系统的逐步完善，平原上灌渠纵横，密如蛛网，林盘也正是与之相适应而体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