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1　聚落体系层次

1）聚落类型与功能

（1）中心城市

中心城市即成都市，自公元前311年秦张仪建筑城垣以来，至今已有2　300年的历史，城垣几经兴废与扩展，但城址基本没有变迁；“成都”作为城名，历代相传，一直沿用至今。成都对次级城市形成辐射和控制作用，是周围城镇和农村生活的核心。据谭继和研究：成都城市在西汉时人口达7.6万户，约35万左右；东汉时发展到9.4万户，约40万人左右，集中了当时川西平原全部人口的30%；在唐代成都城市人口达58万左右，占成都府十六县总人口的70%以上，是唐代三大都市之一；到清乾隆时期，成都城市人口为11.8万户，约59万；到清宣统年间，成都、华阳两县人口达到85万，城市人口占了城郊总人口的58%。由此可见成都城市在川西平原突出的首位度优势。

成都既是历代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也是经济中心城市，是手工业和商品经济活跃的集中地。成都在四川盆地范围内，很早就通过城市工商业形成一个独特的区域经济网络。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汉代成都市场的范围是：“南御滇僰”，南到宜宾、贵州、云南；“西近邛笮”，西到西昌、汉源、岷山一带；东出三峡与楚越相通，北翻秦岭与长安为中心的全国商业网络相联系^[42]。到清代，成都市场“贩运往来处：丝来自川北及嘉定一带。布匹、洋油、洋广杂货由重庆转运而至。药材、皮货由雅、泸、松、宁各地运来省。至所产之绸缎、栏杆、线纬各货，则行销滇、黔两省者为多。”^[43]其市场范围在汉代市场范围的基础上有所扩大，具有相当的稳定性。

（2）次级城市

从历史上来看，川西平原城镇的建制稳定，其起源可以追溯至秦并巴蜀之后在蜀地实施的郡县制。川西平原的次级城市大多归属于历代成都府下的州县所治地。在宋代，成都府辖成都、华阳、新都、犀浦、双流、新繁、广都、郫县、温江、灵池十县；到清代，成都府辖成都、双流、华阳、温江、新繁、金堂、新都、郫县、灌县、彭县、崇宁、新津、什邡十三县和崇庆州、简州、汉州三州。除北部的德阳县与南部的邛崃、新津及蒲江外，清代成都府涵盖了川西平原大部分地域范围；其州县所治地即为当时平原的次级城市，并且大多数城市延续至今。

川西平原历来为四川盆地农业最发达地区，其人口及州县的分布也最为密集，大概每万平方公里有10个次级城市，是川东地区的2倍左右^[44]。这些城镇在古代就形成沿江分布的地理特征，一直延续至今。近现代兴建的公路、铁路网与历史上形成的水路、驿道走向基本相同，促使了历史城镇的传承与发展。

川西平原平坦广阔、农耕条件相似，中心城市与其他次级城市，以及各次级城市之间几乎是等距离分布的。如成都至双流17km，至新都18km，至龙泉19km，至新繁20km；新都至新繁21km，新繁至彭县17km，郫县至灌县26km，崇州至大邑17km，等等。总体上形成了以中心城市为核心，次级城市为节点的比较均匀的网络化城市格局，城市之间则以省道干路相连通。

（3）场镇

“凡田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45]，这种十里一场、三十里一镇的场镇布局，在川西平原上一直如此。

过去，川中对县城所在地以外的集镇普遍称之为“场”。场镇是一定地域内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农村地域商品交换中心、物质集散地和社会文化活动中心。场镇属农村地域的上层聚落，是农村与城市之间的联系纽带，具有明显的乡土特征，是地主、乡绅、商贩及手工业主的聚居地，他们多数亦商亦农，保持着乡村化的生活习俗。作为农村人口向上流动的渠道，场镇中不少居民与附近林盘的村民有着一定血缘关系。

多数场镇是由乡村交通要线或节点上定期交换商品的集市逐步发展而来。由最初的露天交易，到聚集一些为集市交易提供服务的小店铺、茶铺、客栈，即“幺店子”，最终随着交换频繁、人口增多、生产扩大而发展为场镇。宋代四川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促使了农村场镇的繁荣。据《元丰九域志》载：“元丰初年，川陕四路共有688个镇^[46]”，初步构成一个服务于农村社会经济的场镇网络。清中期以来，四川场镇发展迅速，嘉庆前后川省场镇约有3　000个左右，清末民初达到4　000多个^[47]。川西场镇分布较密集，一般相距为5～8km，围绕着次级城市较均匀地分布于乡村之中。场镇以“街”为空间骨架，多为十字街或一纵数横形式；以“市”为功能主体，其中商铺林立、摊贩密布，还有各种商会和行帮组织；以茶馆、会馆、祠堂、寺庙等为社会活动场所，成为乡村社会中物质和精神交流的中心空间。

（4）林盘

林盘分布在平坝、台地和四周浅丘地带，它们是川西平原聚落体系的基层部分，是乡村社会细胞，形成独具特色的川西田园格局与景观。林盘作为川西农村一种绿化人居聚落，空间分布的最大特色是聚落规模小而分散，并与绿化竹木结合紧密。传统林盘内层为农家宅院，外层为竹林、树木，林盘内外有溪流环绕，宅院屋舍之间有竹林果木交映，并辟有菜地果园等。林盘内所聚居的农户数量普遍不多，以几户或十几户为主，尚有不少单门独户的林盘。与场镇紧致的街巷空间相比，林盘的空间格局松散而自由，农家院落分散而独立，掩映于竹林与树木之中，院落之间既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又有一定的联系。

随田散居的林盘，必以林木相伴，葱郁的绿化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其中所栽植的林木果蔬等为农家生活生产提供了多种原材料和农副产品，是发展家庭养殖和手工劳作的有利条件，而农家耕地就在宅旁，耕作十分方便。

2）聚落体系结构特征

川西平原聚落体系从聚落的等级上划分，由上至下可分为中心城市、次级城市、场镇和林盘四级网络结构层次。在聚落体系空间组合上，下一级聚落以上级聚落为向心空间或集聚中心进行组织，形成网络化的城乡聚落体系（图2.10）。川西平原城镇聚落分布皆以岷江和沱江等水系为依托而展开。过去，城镇之间除水路交通外，还有各级陆路联系，城镇则成为这些交通网络上的节点。农村林盘散落在这些网络之中，以乡道或田埂小道与之相连。

图2.10　川西平原聚落体系结构　（资料来源：自制）

川西平原聚落体系结构具有以下特征：a、中心城市只有一个，即成都，城市首位度突出，辐射影响力大，稳定性极强，具有很强的再生功能，每次破坏之后都能很快得到恢复，始终保持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b、次级城市即区域内各州县城市，与中心城市相比，其规模相差甚远。直到1980年代初，成都已发展为一个特大城市，除此以外，区域内还没有一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次级城市都是小城市或小城镇的规模。c、区域内场镇数量多，分布密集。多数场镇规模小，带有小区域的封闭性的商品集散性质，辐射范围小，主要是附近的农民参加。d、位于体系下层的农村林盘，聚落规模小、数量很多、分布分散且较均匀。历史上，川西平原聚落体系这种层级分明、密集式均匀化的结构特征与川西平原自成一个相对完整独立的地理单元，区域内农耕生产条件类似，农业生产和农村商品经济较发达，第二、第三产业相对不发达等因素相关。

3）聚落体系经济特征

（1）市场贸易体系

川西平原早期为数不多的城市大多是由于行政管理和军事目的而设，成为统治者、贵族、官僚、军队等聚居的地方，随着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逐步成为一定地域内经济和贸易的中心。该地其他更多的场镇则是由于地区经济的发展、地理环境的优越、交通的便利而形成。在商品经济规律的统一作用下，形成了以不同城镇聚落为依托的地域化的市场贸易体系。

商业依赖于城镇的发展，而城镇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城镇是商业活动的中心，市场网络随着商业的繁荣围绕各级城镇而发展起来。1933年，德国地理学家W.克利斯泰勒提出了城市分布的中心地理论。他指出不同等级的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按一定的规律相互结合，构成城市等级结构体系，提出了在假定的理想环境下最稳定空间结构的六边形中心地分布模式。W.克利斯泰勒根据现实中不同地区不同因素的影响中心地的分布形态应有不同，进一步提出以市场作用、交通作用、行政作用为主导情况下的三种不同中心地理论模型^[48]（图2.11）。美国学者G.W.施坚雅将中心地理论运用于四川盆地城市系统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49]，对川西平原经济发达地区在市场作用下的中心地模型进行了实证演绎（图2.12）。(www.daowen.com)

图2.11　三种中心地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M］.北京：中华书局，2001.）

图2.12　市场作用下的中心地模型演绎

资料来源：［美］G.W.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市场贸易网络与城市聚落网络相互匹配，不同的城市等级规模通常具有不同的市场职能，能吸引和辐射不同大小的区域。城市商业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取决于城市所吸引、辐射的区域的大小，取决于与城市发生流通地区的范围和流通量。在一定的经济区域内，商业贸易和商品流通是通过许多大小、层次不同的地域流通中心来实现，这些大小、层次、位置不同的流通中心一方面联系着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一方面各层次、各级流通中心之间也保持着复杂得多向流通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具有一定层次的经贸结构网。

图2.13　川西平原市场体系　（资料来源：自制）

大小不同的地域贸易中心与农村腹地形成川西平原网络化的市场体系。第一层次是农村，是最基本的层次，也是各级市场的基础。第二层次是基层市场，其特点是分布广，覆盖面大，单个市场的交易量较小，从事贸易的专职人员和机构较少。第三层次是地区市场，其特点是数量有限，分布广，商业贸易密度较大，从事贸易的专职人员比重较高，具有较配套的流通机构。第四层次是多功能高级市场，即经济中心城市；在川西平原地区只有一个经济中心城市，即成都市，其特点是商业贸易机构高度集中，拥有发达配套的流通机构，商业贸易密度很大，在区域经济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图2.13）。

（2）场镇、林盘与基层市场

从历史来看，四川盆地小城镇的密集，主要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区域经济的划分往往以地域的自然界限为基础，以大宗商品作物和工商业经济的分布为依据。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经济区是四川盆地自然条件最好、开发最早、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这一地区每年都有大量稻谷运出，其经济作物也很发达。该区域内场镇的密度很大，平原中部相隔5～8km即有一场镇，农村村民至场镇平均距离还不到4km。区域内各场镇及场镇与城市、场镇之间的商业贸易都十分发达（图2.14）。

图2.14　自古来贸易发达的场镇

（资料来源：http://image.baidu.com）

场镇是川西农村地区的初级市场，是农民之间及农民和商贩之间交易的基本场所；其市场依赖高一级市场销售其聚集的农村产品，又将高一级市场运来的商品出售给农民，从而成为商品流通网络中的一个基本环节。在场镇集市上，赶场者出售其多余或结剩的产品，购回自己不能生产的日用生活和生产用品，也有些是农民之间“以有易无”的交易形式，而没有居间或转手的过程。此外，有些集市还成为当地土特产品的集散地，或是着重聚集本地出产的某种或某几种商品的贸易，形成专门性的集市。这些专业性的集市建立在农民小商品生产的基础上，是自然经济的一种必要的补充。这些专门性市场一般也并不排斥其他商品的贸易，与综合性集市一样，起着调剂农民经济生活并组织农村小商品生产的职能。川西地区丰饶的物产，发达的粮食、经济作物、养殖业和手工副业的生产，极大地促使了这类市场的产生。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决定了市场的大小和分布。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地区则市场分布较密集，场均人口比较高。据统计，成都府光绪时期场均服务范围34km²，平均场间距离约6.3km，场均人口多在万人以上。例如，新津县有19个场，场均服务范围16km²，平均场间距离约4.3km。市场通常都有固定的场期，场期的安排以不与上层市场的场期相冲突为主，这样有利于商贩在上下级市场之间进行连续交易。经济发达地区场期则较为密集，如郫县犀浦场“市以二四七十日”，郫县与新繁、崇宁接壤的马街“市以一三七九日”，温江与郫县接壤的德源场“市以二四六八日”；也有的是隔日一集，如郫县的三堰场、崇庆州的牛皮场等（表2.1）。

表2.1　光绪时期崇庆州场镇

（资料来源：光绪《增修崇庆州志》。据该志称，除上列各场外，“尚多不记名者”。）

＊注：1里＝0.5km

川西地区场镇的稠密、集市的发达与川西农村林盘散居的形式密切相关。川西平原水利灌溉系统发达，是一个生态、生产高度稳定的区域，农民可以选择最便于到田间耕作的地点建房，形成随田散居的聚居模式。由于农村聚居的小型化与分散化，各个林盘的农民都需要基层市场来进行交换，以满足日常生活和生产上的需求。农民在集市上把产品投入流通，取得货币，以缴纳赋税及地租等。另外，对于那些从事经济作物种植和其他专业生产的农户来说，农村集市与他们关系更为密切。

另一方面，场镇是农村地区重要的社交场所，是农民接触外界的一扇窗户。场镇内一般都有酒馆和茶铺，还可能有祠堂、会馆、寺庙等，是农民的聚会场所。那些平时在林盘里散居而显得闭塞的人们，在场镇里获取信息，交流感情，增广见识。场镇里会集有乡绅、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人、媒人、巫师、道士、郎中、卖艺者以及文人墨客，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场镇的密集，反映了人们赶场的频繁和商品流通的扩大，以及农民日常生活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在过去，大多数农民在一生中，从幼及老活动的范围就在周围若干场镇之中^[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