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平原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的大门，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化时代，是长江上游的一个最重要的古代文明中心。充满神奇色彩的距今4 000多年的广汉三星堆文化遗址，其古蜀文明程度之高令人惊叹。巴蜀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文化系统的同时，也逐步融入中华文明多元合流的历史潮流，但又保持着强烈地方特色并延续至今。
1）崇尚自然的仙道文化
从地域文化的历史发展来看，古蜀文化是重仙的文化，这与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差异。中原文化更重礼制，它的文化受儒教经典的影响尤甚，反映在文学风气上，可以《诗经》为代表。而南方文化重巫化，可以《楚辞》为代表。南方文化又可细分为若干区域，其中楚重巫化，巴重鬼化，蜀重仙化，这是几种不同文化想象力与不同思维方式的体现，由此将蜀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区别开来[24]。蜀王仙化的传说很早，蚕丛、柏灌、渔凫“此三代皆神化不死，皆得仙道”。杜宇王魂化杜鹃，开明王上天为开明兽，都是仙化。三星堆遗址的人面鸟身像、人身鸟足像，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形象，以及玉琮上的羽人形象，都是蜀人羽化成仙的丰富想象。从地域上来看，古蜀人在遭遇洪水或躲避灾祸时，往往向高地或山上迁徙。在周围一片汪洋时，甚至想像飞鸟一样翱翔，这就成为羽化成仙的来源；从文艺上来看，从三星堆古蜀人的诡异面目到西晋成汉墓怪异的陶俑，从司马相如的汉大赋到李太白之为诗仙、苏轼的豪放与浪漫，都展现出蜀人浪漫奇特、不循故辙的思维特性。
古蜀的重仙文化在后世蜀地的道教文化中得到延续与提升[25]。由于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巴蜀地区成为道教重要的发源地和发展地（图2.7）。从文化上看，古代巴蜀文化中的昆仑仙山、长生不死、肉体升天以及诸神灵等思想都是道教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从地域上看，道教发源于四川大邑鹤鸣山，第一个传播中心正是位于川西平原[26]。这与当时蜀地今文经学风气很盛、黄老道术流行甚广、西南少数民族中的神仙方术、巫术盛行有关。从道教实践来看，道教传统中神仙人物的传说及后世著名道士及道教学者也为数甚众，在教内教外影响巨大[27]。
崇尚自然的仙道文化不仅造就了巴蜀地域怡身畅神、优哉游哉的民俗世界，还对古代巴蜀后世的学术影响很大。汉代著名蜀中四大家司马相如、严遵、王褒和杨雄，“以文辞显于世”，“文章冠天下”，他们的学术虽然受到中原很大的影响，但其源流仍是古代巴蜀仙道文化的传统[28]。
2）兼容并蓄的移民文化
四川盆地在南北方位上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在东西方位上处于青藏高原向长江中下游的过渡地带，既是我国西部南北交通的孔道，又是我国南北文明和东西文明交往融合的地方[29]。四川盆地地理和经济上的特殊性，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与人口的滋养，使得历代蜀中都容纳了东西南北众多的移民，促成族源和文化上的大融合，形成兼容并蓄的移民文化。
从人口迁移的数量和规模来看，四川移民总体上呈现出迁入为主的大流动特点。在历史长河中，前后大体上有六次大规模的外省移民入川：第一次，秦灭巴蜀后，出于政治原因，秦移民万家入蜀；第二次，从东汉末到西晋，因战乱，全国性的北方人南迁，邻近四川的陕西、甘肃等移民进入四川；第三次，从唐末五代，至南宋初年，因战乱，大量北方移民入川；第四次，元末明初，因战乱，长江中游的大批移民入川；第五次，明末清初，因战乱，四川人口锐减，田地荒芜，南方诸省移民迁入四川[30]；第六次，抗日战争爆发后，以长江下游为主的居民大量进入四川。在历代大移民过程中，入川移民都体现了以川西平原为重点的分布趋势：秦移民入川后主要分布在川西平原；唐末五代的移民大潮中，由北方入蜀的移民不少从川西平原到达了川中、川东的长江流域；明代的罪徙移民和卫所移民，根据卫所的设置来推断，其分布区域以川西平原为基地向西北、西南地区呈散射状；明清移民也大多以川东为站点，再竞相涌入耕作条件优越的川西平原。
移民从多方面促进了巴蜀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发展与繁盛。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后，随着大批中原移民入蜀，李冰父子修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引入了铁制工具，极大地扩张了蜀地农业的生产能力，从而全面促进了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蜀汉至成汉的移民与民族融合，带来了各民族文化的总汇，形成风俗的大杂烩。唐朝廷的两次入蜀流寓和唐宋时大量文人学士入川，刺激了巴蜀文化的兴盛，如王勃、卢照邻、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游、黄庭坚、范成大等都先后来到成都，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明清移民更使得四川社会得以重建并繁荣。
移民来自不同的地方，带来各自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习俗，并都逐渐融入巴蜀文化的大系统之中。如清同治《新繁县志》所言：“比邻而居，望衡对宇，而其参差之数，善者不相师，恶者不相贬。楚则楚，秦则秦，吴则吴，粤则粤，强而习之，不能也。曰：‘吾祖若宗未之见也。’操土音者不相嗤也，曰：‘吾子若孙不能忘也。’无异土，无异民，而不得不异者，俗必有所习；而不能不同者，风必有所被也[31]。”随着生产合作，婚媾交往，久居一地而分属不同原籍的移民在风俗习惯上日渐趋同乃至融合。正如“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32]。”兼容并蓄一方面促使巴蜀先民在族源和血统关系上的大融合，另一方面使得巴蜀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新[33]。(www.daowen.com)
图2.7 道教发源地——鹤鸣山 （资料来源：自摄）
上：迎仙阁；下：斗姥殿
3）闲逸享乐的生活习尚
生活在川西平原地区的居民，即所谓蜀人，由于生存环境优越，自古发达的农业经济，闻名遐迩的商业都会，在浇灌出一方繁荣富庶的沃土的同时，塑造了这方居民机敏文弱，尚文的个性，养成居民闲逸享乐的生活习尚。川西地区自古相沿的游赏之习和茶馆文化是其突出的代表。
早在汉唐时期，蜀人的游赏活动就相当普及，这在众多的诗文中都有记述。到宋代则更为兴盛。《宋史·地理志》曰：“（蜀地）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收获多为遨游之费，踏青、药市之集尤盛，动至连月。”蜀地游乐以其首府成都为最。如《岁华纪丽谱》所言：“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从正月元日游安福寺，登寺塔，到冬至后一日游金绳寺，成都共有大型游乐活动23次，大致有游江、游山、游寺、游郊野等几大类，其中以官方出面主持的游江最为隆重。如宋代任正一在《游浣花记》所载，成都官民在游浣花溪之时，“架舟如屋，饰以缯彩。连樯衔尾，荡漾波间。箫鼓弦歌，喧闹而作。其不能具舟者，依岸结棚，上下数里，以阅舟之往来”。这种群众性的游赏活动，全蜀皆盛，如元宵之时，“村落闾巷之间，弦管歌声，合筵社会，昼夜相接[34]”。单是郫县唐安镇，就有“三千官柳，四千琵琶[35]”。近年川西各区县年年举办的游乐盛会就有都江堰清明会、彭州牡丹会、郫县望丛赛歌会、新津龙舟会、双流棠湖灯会、新都木兰会、龙泉桃花会等，其他遍布乡镇的各种游赏活动，更是难以计数。
巴蜀地区是我国茶饮之乡，巴蜀茶文化源远流长。以茶为饮料的风习，是从蜀地传到中原及其他各地的。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七《茶》中指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扬子江中水，蒙顶山上茶”便是唐代诗人白居易赞颂蜀茶的名句。近代的巴蜀茶事，最有特色、最被人所称道的，已再不是这里出产的各种优质茶叶，如蒙顶甘露、峨眉毛峰、竹叶青、碧玉春等，而是遍布城乡和浸淫于川人生活中的四川茶馆。与出行游赏相比，茶馆是蜀地日常休闲与社交场所。在茶馆中，人们可以喝茶、聊天、下棋、打盹、谈生意、听新闻、探行情、拜师收徒等。只要买了一碗茶，可以从开门坐到关门，哪怕茶水已掺“白”。遍布城乡的茶馆和为数众多的茶客，很能透出川西悠闲自适的生活情趣。过去民间调解各种民事纠纷都在茶馆中进行，故而曾长期把在茶馆请人调解纠纷称之为“吃讲茶”或“茶馆讲理”。茶馆亦是一个娱乐的场所，过去稍大一点的茶馆，都有各种艺人活动。各种曲艺形式在过去没有专门演出场所的情况下，都是在茶馆中演出。茶馆使得川西农民有一个极为舒适的休闲场所，它连接了不同林盘里的人，正是通过这种连接，同一村庄不同林盘的人才在日常生活中熟悉起来（图2.8）。
图2.8 川西茶馆 （资料来源：自摄）
左：成都望江公园；右：新繁镇民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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